晚上11点，深圳科技园，张刚从公司下班，他骑车先后经过了TCL大厦、中兴研发大楼、联想大厦、创维大厦和腾讯大厦，并随手拍下了这些写字楼的日常——创维、中兴有两三层的人在加班，腾讯大厦和后面的大族激光大厦几乎有一半的办公室还亮着灯。
这个渴望成为中国硅谷的科技园汇集了3000多家技术公司，每天都有数十万像张一样的公司人穿梭其中。在滴滴出行和第一财经商业数据中心联合发布的《2016年珠三角智能出行大数据报告》中，深圳当选最爱加班城市，36.9%的人在晚上9点之后下班。
深圳是珠三角最爱加班的城市。
在华为员工的BBS“华为心声社区”中，以“加班”作为关键词搜索，结果达到了100页的上限。今年年初，有员工这样抱怨：来公司两年，出差19个月，孩子两岁了，在一起的时间还不到5个月。
加班已经成为一种常态，无论出于被动还是主动，公司人似乎越来越能“接受”加班这件事。
不安全感，张这样解释自己加班的原因。于他而言，“不安全感来自自身定位，想早点成为大牛。”和以往印象中被动加班的情况不同，如今职场中越来越多的人甚至选择主动忙碌。
当很多同一批进入法院的同事已经开始独立办案子时，刘勇超有些着急了，因此他主动要求从法制宣传岗调至业务岗。今年硕士毕业进入一家网络媒体当前端工程师的黄轶靖，会在下班回到家后，继续写两小时代码。已经工作将近10年的图书编辑徐嘉祺，仍然保持着每周加班3天以上的工作节奏，即使不在办公室，他的脑袋里也都考虑着工作的事。
他们是一群不知疲倦的公司人：年轻，未婚，单身，在没有朋友聚会的工作日里，加班成为一种消磨时间的方式。比起依靠公司，他们更愿意相信自己，在有限的时间里不断提升自己的职业竞争力，并在合适的时机跳槽，为自己争取更好的发展。
这多少也反映出公司人的某些不安全感，经济下行让整体的就业环境都变得严峻。外企、银行、500强……这些原来概念里可以待一辈子的大公司，如今也频频传出大规模裁员的消息，更不要说那些还在挣扎的创业公司了。
与1980年代的民营企业创业潮和1990年代的“下海潮”相比，如今的这轮创业潮更加全民化，并且集中在技术领域。伴随着“梦想”和“成功”，一并被提起的还有“生存”——这是所有创业公司都要直面的现实。
经济日报社发布的《创业企业调查报告》显示，资金成为制约创业的首要因素，在所调查的1000多家创业公司中，近一半的公司去年处于零盈利或亏损状态，这在初创企业中更为常见。用户量提升了多少、有没有盈利、bug有没有修复、竞争对手有什么新动作、能不能活下去，这些问题驱赶着创业公司一刻都不敢懈怠，这种压力会很直接地影响到在其中工作的公司人。
张所在的公司是一个只有20多个人的互联网创业公司。公司每天提供午饭和晚饭，晚上10点之后的打车费还给报销——几乎解决了员工加班的大部分顾虑。张一般都会加班到10点之后，而他的老板会加班到更晚。
事实上，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不仅带动了创业热潮，对于IT和互联网行业以外的其他传统行业也有很大的影响，在面临业务转型的境况下，在传统行业工作的公司人同样不轻松。智联招聘发布的《2015年白领8小时生存质量报告》显示，在所有行业中，互联网行业加班时间最长，每周加班9.3小时，其次是房地产、交通、汽车、政府部门、金融业、能源、服务业和传媒行业，每周加班都超过5小时。
工作时间的延长某种程度上也要归咎于技术带来的改变。从去年开始，移动办公软件市场呈现爆发式增长，根据市场调查机构IDC的统计，截至去年年底，中国社交化移动办公软件市场累计注册用户8300万人，企业用户600万家。
移动化办公软件把人们从办公室解放出来，带来了碎片化的上班时间，让沟通变得高效，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也使生活和工作的界限变得模糊。
移动办公软件的使用无形中延长了加班时间。
除了手机没电，徐昕已经想不起上次关机是在什么时候。这样时刻在线的状态她已经保持了快两年。她在杭州一家广告公司当媒介策划经理，工作性质决定了她必须随时候命，“客户基本上除了睡觉也一直在线”。
不过比起被客户“盯着”，公司人可能更不愿意为了加班而加班，但遗憾的是，这种消磨工作热情的职场环境如今依然存在。
在一些管理者眼中，加班仍然被认为是工作态度积极的表现，相反一个高效率的员工在下班前准时完成工作，却未必会得到管理者的赏识，甚至反而会让后者觉得是否工作量还不够。久而久之这种被动的加班文化，成了谁也不敢戳破的“绝对正确”。
做着外界认为比较清闲的HR工作，翁赫却几乎天天加班。他所在的招聘部门有5人，正常下班时间是5点半，但“领导不走，谁也不好意思走”的氛围始终存在。渐渐地，下班时间拖到了七八点。有一次翁赫的同事因为搬家，每天加班到6点半就回去收拾东西，“早走”了三四天之后，他被领导直接指责下班太早。
加班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勤奋？有时候只是制造了努力的表象，实际的问题却是白天工作效率的低下。翁赫的领导白天会给他们安排临时工作，翁赫不得不通过加班，完成本应该在白天完成的任务。
吴炜认为公司流程的拖沓和低效是直接造成他不得不加班的重要原因。他目前在电商负责第三方商家运营。尽管是一家互联网公司，讽刺的是，每次商家参与活动的流程要像国企一样经过层层报批，才能最后录入系统。这使得吴炜经常要工作到晚上9点多，而前阵子临近双11这样的大型电商促销活动时，10点多才能从公司离开更是家常便饭。
不止是中国，实际上从数据来看，整个亚洲地区的公司人似乎普遍要比其他地区的人更操劳。根据瑞银集团的调查，中国香港是全球工作时间最长的城市，上班族每周工作50多个小时，而巴黎的工作时长比中国香港整整少了20个小时，也就是说巴黎的公司人每天仅工作6小时。日本、韩国则是出了名的加班大国，胶囊旅馆就是加班的产物。日本去年因过度工作引发的自杀案有2000多件。作为应对，日本政府正在呼吁更灵活的工作时间、给加班时间设置上限，并在今年10月出台了《预防过劳死等对策白皮书》，想通过行政手段缓解过度加班这个社会问题。
而在很多西方国家，加班是一件不被推崇的事情。如今在国外工作的中国人，或许更有这样的体会。艾勇兴两年前移民新西兰，现在一周的工作时长相当于国内的两天，如此他有了更多的时间照看两个孩子。在瑞典一家车企工作的梁锐在入职的时候就被经理提醒，不要加班，注意平衡工作和生活。
一个现实是，在企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竞争和淘汰是必然的阶段，在有限的人力和无限的工作下，加班成了无法回避的结果。不过随着过渡完成，员工超负荷的工作付出并不应该是一种常态，不论是否出于自愿，员工长时间的加班都是企业状态不健康的表现。在日趋成熟的过程里，让每个人承担合理的工作量，才有利于公司人更好地挖掘和发挥自己的潜在价值，也能帮助企业留住更多优秀的人才。
今年夏天，张还是换了工作，从深圳科技园来到北京中关村，依然是创业公司，下班时间比在深圳的时候提前了两小时左右，但也要到每天8点多。不过这在他看来，已经是一个好的开始，起码能改变过去只有工作没有生活的非正常状态。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出现的公司人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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