淅淅沥沥的秋雨接连下了好几天，西安气温也降到了10摄氏度以下。
西安市环保局长安分局相关人士给空气采样器戴“戴口罩”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事发地长安区环境空气质量监测子站（下称长安区监测子站）则是一片沉寂。
2016年3月末，西安市环保局长安分局局长何某某、长安区环境监测站站长李某等5名工作人员因涉嫌参与长安区监测子站数据造假被警方带走。
据华商报报道，知情人士称，长安环保分局相关人员用私配的钥匙多次潜入监测站内，用棉纱堵塞采样器致使数据异常，引起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注意后事情败露。
此次“出事”的西安长安区监测子站是国家确定的直管站先期试点之一。
对于空气采样器戴“戴口罩”的动机问题，西安市环保局长安分局相关负责人刘鸣（化名）认为，应是在巨大考核压力下才“出此下策”。“如果年终目标达不到，考核排名没有达到优秀或良好，虽然官员工资不受影响，但年终奖金就拿不到了。”此外，相关人员可能还要被通报批评，“到上面做检查”，“问责机制里面还有很多条款”。
但通过造假方式来逃避考核压力的环保工作者，最终将面临比“通报批评”更为严厉的惩罚。
“这种事应当受到谴责”
西安邮电大学校园的一处僻静角落有一座红色楼房——动力楼，楼顶就是长安区监测子站。长安区监测子站是2014年被环保部选定的201个国家直管站之一，平时一直由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授权的武汉天虹环保产业股份公司（下称武汉天虹公司）负责运维。大楼的一层是学校水电维修的办公处，这里的维修人员归学校基建处后勤部管理。
从动力楼后院望向楼顶的监测站。
一名校维修人员在得知长安区监测子站造假事件后感到惊讶：“学校之前说过，上面（监测站）是人家环保部门的，我们也不知道咋回事！”
他表示，自己并不知道楼顶上的监测站是西安市两个国家直管监测子站之一，“有时候两三个人一起来，那是他们的东西，我们也不会过问”。
澎湃新闻看到，整栋动力楼只有一个入口，可供单人通行。楼房左侧有一扇铁门，门紧锁着。据此处的维修人员介绍，这个铁门一般不使用，只有需要用车进入楼内后院时，学校人员才会打开铁门。
“他们每次来，都从前门走，见多几次我们也认得，但不知道是谁。”这里的维修人员称。
进入动力楼，经过左右两侧的水、电工办公室，再走过右侧的一个转角，便能看到通向房顶的蓝色楼梯。楼梯大概有二十几阶，窄且陡。
上到顶楼，绕过一处简易房，便能看到几个台阶之上锁起的监测站。澎湃新闻记者在整个攀登过程中没有受到任何人阻拦。
长安区环境空气质量监测子站，西安市两个国家直属站之一。
根据澎湃新闻现场拍摄的监测站照片，北京公益环境研究机构——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介绍，监测站最中心带瓶子漏斗状的便是颗粒物流量采样头，应是此次被棉纱堵塞之处，该装置将连通安放在站房内的检测仪；而旁侧一根顶端带球的高杆是避雷针。
据新华网报道，西安市环保局事后曾明确表示，长安区监测子站作为国家直管站，西安市及长安区环保部门均不直接参与监测站工作事宜。
据华商报报道，2016年2月，长安区监测子站回迁至西安邮电大学南区动力楼顶时，时任西安市环保局长安区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站长李某，利用协助监测站搬迁、调试的机会，私自截留了监测站钥匙并偷偷记下了监测站监控电脑密码。随后一段时间，工作人员多次潜入长安区监测站内，利用棉纱堵塞采样器的方法，干扰监测站内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的数据采集功能，造成该站自动监测数据多次出现异常，影响了国家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正常运行。
监测站的侧面。
10月28日，对于为何自己运维的监测站会被当地环保官员擅自潜入，武汉天虹公司运维部一名工作人员表示，公司已做好“分内事”。
西安邮电大学宣传部的袁姓部长则不客气地称给“空气采样器戴口罩”行为是“弄虚作假、胡作非为”。
袁姓部长介绍，在校设置监测站是政府行为，作为属地单位，学校尽了自己的义务配合工作、提供场地。他表示，空气质量牵扯到老百姓的身体健康，数据准确性对政府决策也有影响，这种事应当受到谴责。
巨大压力下 “出此下策”
10月13日，环保部官网公布了2016年前三个季度重点区域和74个城市空气质量状况。其中，西安前三个季度的空气质量排在倒数第十。
长期从事大气污染控制研究的环保专家接受新华网采访时指出，此次长安区监测子站3月被发现用棉纱堵塞空气采样器，就像戴口罩一样可以明显阻隔颗粒物，PM2.5的浓度数据甚至可下降30%-50%。
也就是说，如果未进行数据伪造，西安空气质量可能“更难看”。
10月28日，西安环保局长安分局相关负责人刘鸣对澎湃新闻称：“整个环保系统的干部压力都非常大，特别是国家更加注重环保工作之后，我们得顶着社会的压力，还有来自上级政府的要求，那没法说，有些东西直线追下来就追到你头上”。
采访过程中，澎湃新闻注意到，连续两晚，西安市环保局仍有多名工作人员7点半后尚未下班。
西安市环保局减霾办一名工作人员称，晚上八九点下班是常态，甚至通宵加班也不足为奇。
据刘鸣称，自己已连续几个月的周日都没有休息过。
对于此次分局局长、监测站站长等人用棉纱堵塞采样器动机的解释，刘鸣认为，应是在巨大压力下才“出此下策”。
他举例说，比如空气质量监测，省政府会考核市政府，市政府考核市环保局，市环保局会传导给下面的区县政府，区县政府又给区县级的环保部门派任务。
“如果年终目标达不到，考核排名没有达到优秀或良好，虽然官员工资不受影响，但年终奖金就拿不到了。”刘鸣说，“我们的奖金也不多，但问题是一个人辛辛苦苦干了一年，人家单位到年底了都有奖金，某个单位如果拿不到，不管是领导还是下面的同志，压力都大”。
据刘鸣介绍，除了奖金拿不到，相关人员可能还要被通报批评，“到上面做检查”，“问责机制里面还有很多条款”。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认为，“这件事还是反映出现在环境质量数据的约束力在增加，监测更加严格了，要不然也不会铤而走险去做这件事”。
据马军介绍，以前的空气监测数据在生成、处理和运输的过程中有诸多环节，“比如只公开日均值，这其中涉及计算，就有很多学问，搁以前数据造假都容易了。但是这几年有更多数据进行了实时公开，迫于这种形势，在监测设备附近洒水，监测站附近限行，包括这次造假行为才会发生。”
国家直管站为何未避开地方干扰？
此次“出事”的西安长安区监测子站是国家确定的直管站先期试点之一。
国家环境监测总站官网显示，2014年环保部在全国先期实施空气质量新标准的城市中选定了201个国家直管站，通过公开招标确定6家运维公司负责直管站的日常运维工作。
据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介绍，相较于地方监测站，理论上讲，国家直管的监测站受到地方干预的概率小，数据应该更可靠。在判断一个城市的空气质量时，这些国家直管监测站的数据会起到更重要的作用。
上述武汉天虹公司运维部工作人员介绍，国家直管站采集数据是24小时不间断采集和生成，通过APP或者官网，向指定的平台直接传送至国家环境监测总站，经总站审核后发布。
事实上，这一“国家直管”的精神早在2013年国务院印发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便有体现。该文件要求：“建设城市站、背景站、区域站统一布局的国家空气质量监测网络，到2015年，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部建成细颗粒物监测点和国家直管的监测点”。
在第一批直管站试点建立近一年之时，环保部于2015年印发《国家生态环境质量监测事权上收实施方案》，该方案要求2016年完成1436个国控城市空气监测站的监测事权上收。
对此，经济日报曾报道，环保部决定把环境监测事权全部上收国家（仅国控监测站），将委托具有良好信誉的环境监测机构或第三方机构运行管理，甚至被认为是“从根本上避免监测数据受到考核评比等行政干扰”。
而针对此次直管站监测数据造假，上述武汉天虹公司运维部工作人员话语里有些无奈，“国控点建在当地，站点资产属于当地，一个外来的服务方介入原本政府的工作范围，不确定因素太多了”。
但他也表示，企业的介入，其实也是国家监管越来越严的体现，只是政府在监测和管理层面的观念应有相应转变。
10月25日，环保部最新消息称，全国1436个国控城市站已交接完成1324个，完成率达92%。其中，据陕西省环保厅官网信息，陕西省已提前于9月底完成全部交接工作。
长安分局相关负责人刘鸣认为，“监测事权上收并不能减小官员的压力，区域环境质量是由地方政府负总责，作为环保部门，只能监督、检查，在技术上给予指导；环境质量的好坏，综合的整治需要政府各部门的综合施政；仅凭当地环保部门，有再大本事也无能为力；然而，目前理论和实际的差异仍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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