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么一群生活于法律边缘的孩子——服刑人员无人抚养的未成年子女。国家法律并没有对这些孩子过多照料，涉及他们的法律规定仅仅是11个字:服刑人员不能带子女入狱。此外，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目前在我国，只有父母双亡的未成年人、残疾儿童、弃婴才能进入体现国家监护制度的儿童福利院，而太阳村给了这些孩子一处安身之所。
“太阳村”，一所NGO组织，专门集中代养代教在押服刑人员的未成年子女。7月23日早6点30分，北京市顺义区板桥镇“太阳村”内的11名孩子，踏上了一年一次的探监之行。本次探望的地点位于湖北省襄阳市襄阳监狱。
（即将见到父亲的韦国军脸上充满笑容）
高墙无法阻断的思念
从监狱探访出来，韦国军说:“等爸爸出来那天，就会来接我。”
在去往北京站的路上，韦国军和很多孩子一样，为了不晕车，选择不吃早饭。
此次出行人员共16人，其中带队老师一人，山东理工大学“太阳花”赴北京太阳村社会实践团志愿者三人，探监儿童11人。另有三名大童从上海太阳村赶往襄阳。
韦国军静静地看着窗外，双手紧紧抱着书包，那里面有着一百块钱，是这一年攒下来的，他将把这些钱交给狱警，狱警会帮他存在父亲的账户上。韦国军今年13岁，来自广西南宁。开学升初一的他有一个双胞胎弟弟——韦国师，两兄弟在北京太阳村已经六年了。
（蔡依凡与同伴在吃早饭左为蔡依凡）
抵达襄阳站，已是凌晨3点，孩子们难掩兴奋的心情，即将见到父母让他们感到十分激动。带队老师在队伍前面领路，孩子们自发地排起队伍有序跟随，志愿者在队伍末尾确保没有孩子掉队。舟车劳顿，一行人前往就近旅馆休息。在旅馆大厅见到了等候多时的零丽敏。
零丽敏是韦国军、韦国师的母亲。她给两个儿子带了亲手包的猪肉粽子，自家种的百香果、芒果与黄皮。零丽敏在这里等待很久了，从当日下午五点一直等到次日凌晨三点，终于见到了两个孩子。
2006年时，零丽敏的丈夫进了监狱，零丽敏无力养活两个孩子，在苦苦支撑6年后，把孩子送到了北京太阳村。零丽敏现在也没有住所，暂居在姐姐家。零丽敏拍了很多两兄弟的照片，国师吵着要删掉，零丽敏马上把手机抢过来说：“留着，留着妈看。”
（从左到右：零丽敏姐姐、韦国军、零丽敏、韦国师）
时间无法冲淡的亲情
清晨，蔡依凡在大口吃着面，时隔一年他再次吃到了最喜欢的热干面。门外狱警的车安静的等待着。当襄阳监狱大门缓缓拉开的那一刻，映入眼帘的是整齐的绿化带和庄严的教学楼，像极了高墙之外的学校。唯一与学校不同的是，这里的路上只有蝉鸣声，没有行路人。
一行人排起方队，在狱警的带领下前往餐厅，父亲们早已在那等候孩子们的到来。他们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与自己的孩子一起共进午餐。
那些别人想象中的罪犯，他们的笑容竟也是那样的温暖，和常人无异。谁都疼爱自己的孩子，谁也都有犯错的时候，他们在高墙内完成自我的救赎，赎着自己的罪。和孩子迫不得已分开，已是最大的代价。
“还有五分钟！”狱警说道。去监狱探监有时间限制。父母们像是听到了口令一样，开始统一往孩子的背包里边塞东西。有的是饮料，有的是零食，这些东西是他们这一年以来攒下的。蔡依凡的父亲拿出一件棉服，嘱咐蔡依凡冬天下雪的时候穿上。五分钟到了，孩子们被要求结束用餐，父母们则原地待命。
（蔡依凡一家离别时）
距离无法打破的羁绊
自由好像是天然属性，但又脆弱到可以被人剥夺。从被剥夺的岁月走过来，回首，是生命与青春的代价。很沉重，很清醒，很可贵。
这些人身陷囹圄，尽管被高墙电网隔断了与孩子的联系，但他们的牵挂却在高墙之外，在故乡的土地上萌生。
返往北京的途中，蔡依凡抱着杨九霖，两人睡的香甜。七岁的杨九霖并不知道与父母的下次见面只能是一年后。杨九霖将会随着众人返回太阳村，与大家一同生活，直到父亲刑满释放。杨九霖并不会说普通话，也不知道自己家在哪，只知道要和哥哥姐姐们一起去北京。
（离别后的不舍 蔡欣怡与杨九霖 左为蔡欣怡）
值得庆幸的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了这个群体，也有越来越多的志愿者来到了太阳村，更有各方爱心人士的帮助和国家日益完善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完善。这些潜移默化的影响和进步都对这部分相对弱势的群体给予了莫大的鼓励和支持。
（众人于监狱门口合影）
7月24日14点13分，孩子们坐上返程的火车，情绪也逐渐稳定。明天上午10点，他们将回到太阳村，继续高墙外的生活，等待下一次探监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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