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底财经类杂志销量排行榜之中，位列前茅的仍然有《财经》杂志的身影，只是过去销量22.5万的传奇销量的时光，已经离《财经》越来越远。这其中缘由，就要追溯到2009年10月20日的一场大变动——胡舒立领衔的《财经》编辑部集体辞职。
说起《财经》，人们就自然将它与胡舒立联系在一起，这个在中国财经杂志最具影响力的杂志，正是由胡舒立创办。在胡舒立及其编辑部集体辞职消息一出，《财经》成为海内外的报道热点，相关搜索达到百万。关于其辞职的缘由众说纷纭，胡舒立也在这场激烈的争论之中，再次成为焦点。
“从记者到财经主编的蜕变”
胡舒立生于北京，19岁那年从师于战地记者恽逸群，当时正值文革，恽逸群被贬将自己毕生知识传授与她，这一拜，为胡舒立整个传媒人生埋下了伏笔。胡舒立与记者的缘分，远不止于此，其大外公是中国新闻出版界开拓者，外公是新闻出版老前辈，而母亲更是《人民日报》编辑，从一出生，使胡舒立与新闻传媒的渊源不言而喻。
文革结束之后，1978年胡舒立考上北京人民大学，一开始本想读中文系，但却阴差阳错被人大新闻系录取，在短暂的心里抗争之后，还是开始了自己的新闻记者之旅。“既然做新闻这一行，只好把它做好。反正我一生只能做一件事。”胡舒立暗下决心，认真学习并从事这一行业。毕业之后在《工人日报》任职，凭着自己敢言无惧权贵，追求新闻真相的性格，先后报道了一系列揭黑新闻，却也由此“外放”厦门。在厦门这段时间，胡舒立凭着自己的胆识和智慧，结识了金融界大咖王波明、高庆川等人，积累了大量人脉。
1992年，她也开始进军财经，成为一名财经记者，在她完成自己“采访世界顶尖的金融家”之后，于1998年的春天，胡舒立在王波明的邀请下，创办了这个今后对金融风向产生巨大影响的《财经杂志》。胡舒立说：“我一生的追求，就是在一家好媒体里当记者。因为没有好的编辑，所以我才做主任；因为没有好的主编，所以我才自己当主编，因为没有一个好的平台，所以我才办《财经》。”
在《财经》担任主编期间，胡舒立一直秉承着和编辑部“独立”——即即使是一起创刊的王波明也不能干涉她的编辑部，但正是这种独立性报道原则，让《财经》渐渐形成“独立、独家、独到”的特色。胡舒立在职期间，曾报道过许多骇人听闻的报道，其中在2000年10月发表的《基金黑幕》一文，直指中国所有的基金管理公司存在的腐败现象。在面对数十家基金管理公司联合声明的打压和重重压力下，胡舒立仍冷静回应，直指矛头，这一报道促使当局者一系列政策的出台，而股市关于这一事件的讨论久久没有平息。
胡舒立也在这场风波之后被称为《财经》的“女教父”、“证券界最危险的女人”。对于这种评价的解释各执一词，有人认为胡舒立之所以危险，是因为她总是不顾后果地追求“新闻真实”，而试探当权者的底线，轻则被贬，重则危及姓命。还有的人说，这种危险是对于那些不法金融业者，他们的不法行为可能在不留意间就会被这个“危险女人”曝光。胡舒立尽管一直不遗余力的追求新闻真实，但她还是坦言道“我知道如何把握报道的界限，我接近界限，甚至推动它，但我绝不会跨越它。”
巨大的号召力背后
经过数十年的不断挖掘真相与报道，《财经》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财经》特约作者、资深媒体人钱刚在接受新浪采访时评价《财经》：“是中国最好的媒体，代表了中国新闻界对未来的一种探索。”
当人们对《财经》给予高度的肯定和期待，2009年10月胡舒立与其编辑部集体辞职的消息席卷而来，这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出走，跟随胡舒立辞职的有140余人。在辞职之后不久，胡舒立在新浪微博发表一篇名为《我走了，再见》的文章，在其中含糊解释自己离开的原因是因为自己对于未来的愿景还有狠多，后来很多人也纷纷分析并猜测胡舒立的出走不只是《财经》正在和许多媒体一样，遭受官僚体制的围剿，也不只是说简单和投资方沟通出现矛盾，还由于创刊人战略，理念，道路之间发生了分歧。
《财经》在业内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但是其员工水平却跟影响力不那么相称，这一呼百应的“出走”既反映其内部现状，同时也展示了胡舒立的个人魅力。工作中的胡舒立是个十足的“女教父”，当时在业内流行一段话说，主编来这里做主任，主任来到这路做普通记者。胡舒立是个十足的新闻主义者，也一直把“新闻专业主义”铭记于心，这让她对工作更加的精细也更加严格，钱钢描述胡舒立在工作时的节奏“就像一阵风般突然和迅速”。虽说胡舒立在工作上表现出强势的一面，但是她的行事风格在《财经》衍生成为了一种“舒立文化”，让员工信服。
而生活中的胡舒立则截然相反，矮小的身材，十分精干。生活中的胡舒立和大多数女性一样，喜欢凑在一起聊天，财经的一位女员工在面对新浪采访时回忆道：“有一回聚餐，她像个孩子似的让我们看她手机上存的一张据说是某答案女主角时，然后和我们一起为这个绯闻门里的女人打分。”
“如果我们错了我们会改正”
胡舒立在离开《财经》之后，并没有停止对于金融业的报道，而是创办了《财新传媒》，继续走自己的传媒之路。2011年胡舒立在《新世纪》撰写的一篇《马云为什么错了》一文又一次在互联网掀起巨浪，其在文章中清晰指出马云未经股东授权便转移支付宝所有权违背了契约精神，不仅如此，胡舒立还对央行政策开放分寸表示失望和遗憾，凭着自己在金融界的地位和影响力，马云迅速关注到这一事件并在事后两天内主动发短信、打电话联系胡舒立。
于2011年6月12日凌晨，胡舒立直面马云。采访中马云多次强调胡舒立在报道是没有完全了解事实，这样贸然的批评也不是特别中肯，面对马云，胡舒立冷静回答并表态“如果我们错了我们会改正，但是央行政策还是要批评。”对话之中，胡舒立句句精炼。没有多余的话，也没有因为马云的商业身份而回避问题。来自知乎的网友@云也退表示：“国内像胡舒立这样敢说话、愿说话的媒体人真的不多了，国内金融繁荣的背后如果没有胡舒立这样的人来报道，恐怕只能停留在欣欣向荣的梦境中了。”
除了成就和夸赞，对于胡舒立的批判也从未停止。2015年3月29日北京盘古氏有限公司郭文贵通过微博实名发表文章称胡舒立作为资深媒体人以权谋私恶意操纵虚假舆论，有悖于基本职业操守，愿意首次面对媒体与胡舒立公开对话，还事实真相与大众。30日财新传媒发表声明辟谣郭文贵通过媒体和互联网故意捏造并散布虚构的事实，并讲述事情的来源是由于胡舒立之前撰写了两篇报道，其中一篇《权力猎手郭文贵》用万字篇幅叙述郭文贵的发家史，并对其公司内部权力进行了深度报道，由此激怒郭文贵对其进行抨击和指责。但不管是作何评价，就像南方周末江艺平所说：“在中国，没有哪家媒体会像《财经》一样，那么深的烙下一位主编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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