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真相：“事实”为“情绪”让路
文/贾蓉华
2016年，牛津词典公布“后真相”（post—truth）为“年度英文词汇”，并给其定义为“诉诸情感及个人信念，较陈述客观事实具有更大民意影响力”。通俗来讲，就是摆事实不如摆pose,讲道理不如讲故事。
悄然而至的“后真相”
数据显示，与2015年相比，“后真相”一词仅在2016与2017这两年的使用频率就增长了2000％。这也是它被牛津词典评选为年度词汇的重要原因之一。“后真相”的初始含义是指“当真相被披露之后”。其实，早在1992年，美国《国家》一篇关于海湾战争的文章就曾使用过“后真相”一词，但此时它早已被赋予了一层新的含义——情绪的影响力超过事实。
之所以从2016年开始“后真相”这个词被广泛提起并一举成为英美政治评论的焦点，主要是因为两个标志性事件——英国脱欧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这两起一度被称为“黑天鹅”的事件都是“后真相”新含义的体现。
就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而言，当留欧派还在用类似于“一旦脱欧，英国将会失去95万个工作机会，人们每周的平均工资将下降38英镑……”这些冷冰冰的数字说话时，那些脱欧的拥护者早就懂得了情感共鸣的重要性，因此他们针对公众的特殊不满，用简单明了的口号——“拿回控制权”来表达，事实也证明后者的确是奏效的，因为大众的情绪在这一口号的煽动下被逐渐点燃。“只传达事实是不够的，后真相不会被数据的轰炸撼动。”英国《旁观者》杂志前主编、《卫报》专栏作家马修•德安科纳说。
同样，在此次美国大选中，人们普遍认为特朗普的胜利当选是社交媒体战胜了传统媒体，草根情绪战胜了精英情怀的标志。特朗普在整个竞选过程中的情绪和状态表达起了很大作用。美国大选时，特朗普的口号是“让美国再次伟大”。虽然无论是选举前的造势运动还是后来的就职演说，特朗普都曾多次公开说了很多谎。但这并不重要，关键在于他已经充分发挥了自己激发民愤、忽悠大众的才能，支持他的人依然选择继续支持他。
这些谎言为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说实话”不再是参加竞选的必要条件，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种共同的情感。马修•德安科纳认为：“特朗普就是他自己本身的公关团队，其与众不同的言论和行事风格都‘别有用意’。他懂得如何调节气氛。特朗普的当选本身就是后真相的一部分。”
当人们认为代表事实的“真相”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了，其关注点也不再是事件本身，而是更多地在追寻一种情绪上的共鸣，那么“真相”就不得不为“情绪”让位。二战时期，英、德两国历史上的丘吉尔与希特勒便是深深懂得了这一点。所以他们除了是出色的政治家外，也是有名的演说家。他们曾多次发表演讲，其中的煽动性与蛊惑性为自己赢得了极大的宣传力和号召力。在后真相时代下，人们不在意谎言，不评价某种主张是否真实，只在乎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否符合自身感受。
情绪面前，真相靠后
因为全球化、人口流动、气候变化和恐怖主义等各种因素的综合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人们常常会感到恐惧，甚至愤怒。所以很多情况下，他们会有充满情绪化的回应。就拿英国脱欧来说，情绪化随处可见。到处充斥着仇外主义、本土主义，甚至还有种族主义，移民问题成为决定很多人投什么票的重要因素。美国CNN电视主播阿曼普曾说：人们想相信什么就会去相信什么，真相已经无关紧要了。而马德•修安科纳所说的“特朗普的当选是后真相的一部分”指的就是特朗普自身所具有的“特点”正好和这一时局相契合。因为公众不在乎哪些是真相，哪些是谎言。
由于数字技术的产生和社交媒体的泛滥，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今天，在无形中流行这样一个不等式：微信里说的大于朋友群里说的，而朋友群里说的又大于新闻里说的。对于一些热点事件，不管是媒体还是普通大众，大多数人总是习惯于一头扎进去，并且希望最好能以最快的速度得出一个结果。去年闹得沸沸扬扬的“罗尔事件”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从事件被曝出、几经反转，到最终尘埃落定，仅短短几个月的时间。2016年11月30日，罗尔首次在其微信公众号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罗一笑，你给我站住！》经网友疯狂转载从而引爆网络。于是为了抢热点，抢速度，多家媒体开始大肆报道。无论是“可怜的父亲”还是后来的“令人憎恶的骗捐者”，在罗尔整个角色转换过程中，相关媒体都没有去深挖背后的事实，去调查、核实信息来源，还公众一个真相，而是以情绪和情感为主导，被它们牵着鼻子走，忽略事实真相。得到所谓的大家想要的“真相和事实”后，便铺天盖地争论罗尔到底是依然值得同情还是他本身就是一个“骗子”。
丘吉尔说：“当真相在穿鞋的时候，谎言已经跑遍了全城”。在韩剧《匹诺曹》中，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获取更高的关注度，记者不惜说谎，把真相抛之于脑后。比如在车祸现场，自己买来一双童鞋，当做道具来冒充被撞儿童遗物；或者在大雨现场，跪在地上拍摄，显得水可以没过腰部。新闻报道者正在以公众能理解的方式呈现“事实”，并且尽量影响他们的情绪。
同时，人们对于某些组织和媒体机构开始变得越来越不信任，更倾向于跟着感觉走，凭感觉选择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来支配自己的想法。如果这时候出现与自己立场相悖的证据，“无视”成为了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法。这就意味着在后真相时代下，传统主流媒体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例如受众流失、权威被消弱等。英国《卫报》称：在这个后真相时代，只要谎话说得毫不犹豫，就能称王称霸。不诚实得明目张胆，越不在乎被抓包，就越能壮大成功。
今天，我们更需“真相”
“后真相不是关于谎言的，而是关于人们如何认识、看待这些谎言的方式，是人们对谎言的回应，是人们的态度”——马修•德安科纳在其最近推出的新书《后真相：关于真相的新战争及如何反击》中表达了自己对于“后真相”时代的理解。
而对于现在假新闻更容易出现在社交媒体时代以及后真相泛滥的原因，许多媒体人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与思考。台湾作家、媒体人张铁志指出那些假的经不起推敲的新闻成为大家相信的东西是“后真相”泛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比如同性婚姻一旦通过，就不能叫爸爸妈妈，可是竟然有相当多人相信，包括我的大学同学”。对于此前台湾有二十五万人聚会游行，呼吁开放同性婚姻，而台湾媒体《联合报》只在第六版发了一条小新闻这一事件，张铁志表示对其不能理解，甚至感到有些许的愤怒。“传统媒体不了解受众在想什么、关注什么”。除此之外，“只负责传播“情绪”以博得关注的那些媒体或者自媒体，没有价值观、只负责搬运内容（他们的说法是人工智能抓取或者机器算法）的新闻内容平台，也是后真相被放大的原因。”他还说到。
在二十一世纪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早已被淹没在信息的洪流中。所以他们总是习惯于快速浏览，囫囵吞枣。在自以为了解了所有真相后，不等后续事件的跟踪报道，便火急火燎地赶往下一个“事发现场”。他们永远在追求热点，并以走在事件的前面为傲。真相就在这个过程中被驱逐到角落。香港作家兼媒体人梁文道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碎片化的、重新部落化的状态”。这种部落化很容易使具有相似价值观的人相互聚集到一起。
美国政论家切斯教授在其一篇名为《语言如何塑造我们的思想与现实》的文章中指出：“语言具有与他人交流、与自己交流即思考以及形成一个人的整体生活观三种功能”。这三种功能在德国纳粹统治时期都有了完美的体现。美国著名记者威廉•曼彻斯特曾经评论过丘吉尔出色的演说：“在德国空军对英国狂轰滥炸之际，英国人只剩下三样东西：一是皇家空军的勇气；一是莎士比亚的名言‘我们英国人从来不曾跪倒在政府者的脚下，将来也不会’；还有一样就是丘吉尔的声音”。
就今天的形势来看，语言变成了操纵人心的谎言。所以俄国斯作家索尔仁尼琴说：“除了知情权以外，人们也应该拥有不知情权。后者的价值要大得多，它意味着高尚的灵魂不必被那些废话和空话充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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