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1日下午，“比较文学与人文学”主题对谈会在北大人文学苑举行。这次开放式对谈是在张隆溪教授四场文学批评经典导读课的基础上进行的。
张隆溪是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瑞典皇家人文、历史及考古学院目前唯一的华裔外籍院士，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教育部长江讲座教授，现任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主席，香港城市大学比较文学及翻译讲座教授，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学术顾问。
张隆溪教授在引言中说，西方学界最近十多年在西方和美国谈到比较文学的危机和死亡，但是比较文学在中国、印度、南美洲、日本等国家则越来越壮大。比较文学作为传统的以欧洲为中心的学科在现在确实有很多挑战。他认为世界文学的出现将超越以西方为中心的范畴，虽然这不意味着西方文学不重要了，但是世界文学将涵盖更大的范畴，也提供了新的机遇。
中国人民大学杨慧林认为比较文学与宗教学在本质上相似。语言学家缪勒曾说“只知其一，一无所知（Hewhoonlyknowsone，knowsnone）”，他将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论引入宗教学研究，强调宗教学研究从根本上也是一种比较研究。杨慧林认为比较文学具有一种工具性的启发意义，能够辐射到整个人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梁展研究员继续谈论比较文学的死亡的问题。他认为不仅是比较文学，甚至是文学也面临着“死亡”。当我们思考如何应对比较文学的危机时，不妨借鉴兄弟学科的发展情况，例如比较政治学、比较经济学等。他认为可以通过“双向追问”来应对欧洲中心主义。
车槿山教授追溯了比较文学的历史。他谈到对比较文学发源地法国来说，比较文学之死或许是合理的。在法国的影响研究框架下，比较文学还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被定义在文学史研究之下。到了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平行研究把两个没有史实关系的现象进行研究，使得自然关系转变为了文化关系，追求发问的有效性而不是真理性，正是这种平行研究的发展将对其他学科产生了重要影响。
戴锦华教授则表示，欧洲已经把自己萎缩成“地方性知识”了，但是中国的情况是仍把“他们”的知识当成普世的。现代主义不再有它的他者，资本主义的内在差异也可能正在被抹除。中国的人文学科，也包括比较文学从一开始就是跨学科研究。从比较文学跨学科、以及反思文化生产自身的角度看，它其实是方兴未艾的。戴老师引用福柯，强调人文学科只有跨学科才有意义。
她继续说，探讨中国知识何时具有世界知识的资源性意义是重要的。今天人文学的危机其实是人类知识的整体的危机，因为今天一种新的知识形的转换已经开始。在全新的全球知识的生产当中，如何重新讨论人文学很重要，而在这样的背景下，比较文学是有研究方面的优势的。
张沛教授的发言认为人文学在历史上已经被边缘化多次。他觉得人文学科的边缘化还不够，因为只有离开它原来所属的主流，所处的原本的系统中，才能变得更好。他认同戴锦华所说，在今天资本主义逻辑中已经没有他者了。所谓的“现代的景观”都是一样的。在他眼中，比较文学是描述不同的语言、文化相互认识甚至是冲撞的过程。比较文学是面向未来的“元学科”，是向他者开放的，所以它意味着人类精神永恒的不满和追求。
比较文学在中国社会的影响力比不上自然科学和哲学等学科。蒋洪生副教授分析了原因。一是很多研究者的主动避世，过于重视学科范围和内部研究；其二是人文学者被资本的力量牵扯。他认为轰轰烈烈的文化热、非遗热背后不是研究动力触成的。他同时认为资本驱动的表面繁荣不见得对真正的文学和文艺有好处，反倒可能形成内伤。他强调研究者应在文化政治中保持主体性，体现批判精神。他同时认为在当前的媒体和网络时代，什么是文艺家、什么是文化研究需要被重新定义。比如是不是可能和媒体从业人员是一体的了？在这个背景下，比较文学可以占据制高点，不断进行“非纯化”的研究。
秦立彦副教授的发言也很具启发性。她认为目前大家对比较文学和人文学的学科现状是存在共识的，未达成共识的是怎样去做。她指出了某些平行比较研究中存在的去语境化、去历史化的弊病，比如某些比较完全是随机的抽取，且对丰富我们对文学的理解益处很有限。她认为比较只有在某个门类下才能被“拎起来”。
秦立彦也提到研究中的“本质主义”的问题。她认为并没有一个所谓的明确的“西方”在那里（待研究）。在很多研究中，似乎中国的主体性很明确，但是西方的主体性不明确。关于世界文学，秦还谈到，“中国文学的重要性在上升，但是西方的欧洲的主体性始终贯穿在叙述中，这个框架和历史叙述并没有改变。世界文学是以欧洲为中心的，中国学者在挑战这个中心的时候是不是要提前做好功课？”秦老师说，把中心从别人变成“我”，这种想象是应该被反思的。
世界文学不是一个平等的场域，它永远和权力相关。“研究者们应该意识到并不是其他人突然‘发现’了中国文学，而是因为中国经济上升了，他国从认知的标准出发，需要和中国打交道了，或者需要批判、战胜中国了才开始重视中国文学的。”秦立彦说，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关于小说的研究被认为是重要的，诗歌则不那么重要了，还有些国别文学中的特别门类也无法进入有限的研究空间。
张隆溪最后总结说，东西方比较文学在全球文学研究中并不是主力。而欧洲中心论的大背景是19世纪的向外扩张。他认为当我们谈论欧洲中心的时候应该认为这是一种描述，而不是批判。因为实际上要求欧洲作者既把握欧洲又把握亚洲、或者非洲是不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比较文学中曾经的欧洲中心不奇怪。张教授认为文学理论应该是超越民族性的。他发问，为什么我们谈生物、物理等等学科是普世的，但是一讲到文学就强调民族背景？他也反对简单的进行东方西方对比，因为西方的意涵是非常丰富的，比如希腊哲学家们对真理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那么谁能代表希腊呢？儒家道家的思想也是不同的，那么谁来代表中国呢？他同时强调比较文学研究不能只读其他学科的理论、而忽视了文学本身，也不能只看文本，而忽略了文本背后的时代背景。
张隆溪教授还透露，他目前正在参与的一项国际合作计划也涉及对西方主义以及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这项写作将以新的眼光书写世界文学的历史，,这本书各个章节的内容都几乎是由本民族的人叙述其国家的文学史的，比如阿拉伯文学是阿拉伯学者写的，中国文学史是由中国撰写。
在提问环节，有年轻学者提问到关于人文学者在日益边缘化的结构性问题中如何自我发展的问题。戴锦华教授说，边缘化的结果包括了学科自身无法集聚最优秀的人，以及人文学整体被贬损的情况。但是她认为选择这个学科应该回到初衷。张沛教授回答说一些新技术的发展使比较文学变成了自己的陌生人。“我们应该坚持作为他者的不可穿透性，作为他者观看现实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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