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的协调治理
——对《论十大关系》的再思考
一、写作背景
（一）国际局势有所缓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经济及科技发展进入了突飞猛进时期。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和科技发展方面取得显著成就。五十年代中期，尽管国际局势仍然变幻莫测，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冷战仍在持续，但总体局势仍然从紧张走向缓和。亚非会议于1955年成功召开，确立了和平共处、友好合作的十大原则，使亚非发展中国家成为一支为维护世界和平而奋斗的独立的政治势力［1］。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环境中，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中国开始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如何才能充分的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应有的优越性，如何才能缩小差距，才能把科技发展与经济发展密切联系起来，才能建设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摆在国人面前的一个十分迫切的任务。
（二）苏联模式矛盾和弊端显现
在所有制方面，苏联强调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即集体所有制在经济管理体制尤其是工业管理体制中占有绝对优势，强调高度集中；并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发表了《论个人崇拜及其后果》一文，详尽批评了斯大林20世纪30年代以来出现的主要问题。我们必须从苏联共产党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中吸取教训，“继续展开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
毛泽东认为，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实际构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第一次结合，现在要进行“第二次结合”。第二次的任务，就是解决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提出的重要战略思想。［2］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并最终于1956年4月完成《论十大关系》。
二、主要内容概述
（一）核心内容
1.基本精神
独立自主，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2.基本方针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3.十大关系
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二）经济建设方针
1.调整农、轻、重投资比例，发展农业、轻工业
马克思曾经指出：“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3］”“农业是其他一切劳动得以独立存在的自然基础和前提。［4］”可以看出，马克思是非常重视农业生产的，认为它是一切社会的基础。
各部门在制定“十二五”规划时，有一种只搞重工业的趋势，即对工业的投入太多，使农业投入进一步减少；在工业投入方面，重工业的各个部门对轻工业的挤压更大。“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5］”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要以发展农业为出发点，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来发展重工业。
在我国工业化程度已经获得较大提高的今天，正确处理农轻重关系，真正树立“农业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思想”，真正把“三农”问题放在影响全局的战略核心位置，统筹实现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全面和谐可持续发展，才能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
2.平衡工业发展格局，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以支持内地工业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的中国，我国少数现代工业聚集在沿海地区，而资源丰富的内陆缺乏现代工业。在“一五”计划阶段，我们提倡充分利用沿海地区现有工业优势，同时增加对内陆工业的投资，调整不合理的工业结构。“沿海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发展。”
不仅要注重内陆工业，还要重视沿海工业，两者需共同发展并追求“均衡发展”。这是中共领导层提出的关键生产力布局理念，至今具有深远影响。“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快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6］” 我们确信，在中共历届领导人的努力下，这一展望很快将成为现实。
3.加强经济建设以促进国防
“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他，谁就应该有强大的军队。［7］”近代中国历经屈辱与压迫，使得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强化国防、保卫家国的紧迫性。构建坚实强大的国防体系必须有充足的物质支持。新中国领导人不仅要谋求财政形势的快速改善，更须致力于国防建设，因此采取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并重的政策路线。
经济和国防建设必须相互配合，共同前进以避免偏差。随着军费和军队规模的减少，国家可在经济建设上投入更多资源。同时，军事力量和装备得到显著增强，军队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国家财力增强为国防力量提供了经济、技术支持，关系国家发展和安全，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方面。
4.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
国家、生产单位和个人生产者之间，实质上涉及长期利益与眼前利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以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必须巧妙地融合集体的长远利益和个人的当前利益，才能促进国家经济尤其是工业的快速发展，同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8］
长久以来，我们在认知和行动上普遍表现出片面看重积累而忽视消费的倾向，过分强调积累、压缩消费，过度关注国家和集体利益、忽视个人利益的获取，不仅会直接扼制消费品生产，还会抑制生产资料制造，减弱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最终对国家经济建设带来不良影响。国富民穷或者国穷民富都无法得到发展，只有二者之间达到协调，平衡，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和谐发展”。
5.巩固中央统一领导，扩大地方权力
分权的目的不是分散，而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巩固中央权力，只有分权给地方，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才能加强中央的领导。
处理好集权与分权的关系，既要反对片面的高度统一的倾向，又要反对那些不听指挥搞绝对独立的地方主义。地方要自觉服从和顾全大局，正确运用国家赋予的权力，调节好地区的经济活动。
（三）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方针
1.反对大汉族主义，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建设
在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的和谐与发展至关重要。大汉族主义倾向忽视和压制少数民族的文化与经济发展，导致了民族之间的矛盾与对立。［9］文章中强调了尊重各民族的文化独特性和发展需求，主张国家政策的制定要考虑到少数民族的权益，以实际措施促进他们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10］这不仅能增强民族团结，还能推动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使所有民族平等享有现代化的成果。［11］
2.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本文提出的长期共存概念，［12］是指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团体之间应当相互包容与监督。在当前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各个党派、社会团体及民间组织都应保持良好的互动，形成共同监督的机制。［14］这种监督不仅是对政府工作的制约，也是对社会各层面的共同管理，这对于防止腐败、增强政府公信力具有重要作用。［13］各方在相互协作中，能够实现共同进步，保障社会的整体和谐。
3. 分清敌我，同时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在政治斗争和社会运动中，分清敌我的界限至关重要。［15］文章中提到，面对分歧与对立，不能仅仅停留在对立的层面，而应尝试将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这一思路要求我们在斗争中保持理智，争取与对立面之间的有效沟通与协作，寻求利益的共鸣与对话。此外，革命与反革命的矛盾属于敌我矛盾，反革命的镇压是必须的。［16］但对于反革命分子，要尽量将其转化为积极因素，通过教育和改造使其重新融入社会。这种策略有助于减少社会的对立面，增强社会的和谐与稳定。［17］
4. 党内党外都要分清是非
对于党内党外的关系，史春风指出，必须明确是非，将不同利益团体之间的立场和观点加以区分。［18］特别是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应当真实反映人民的意愿和需求。通过理性的讨论和分析，能够让党内外的力量相辅相成，共同推动社会的进步。［19］这样的做法不仅有助于提高决策的科学性，也能增强公众的信任感，形成良好的政治生态。
5. 向外国学习，但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向国外先进经验学习是不可避免的。然而，作者强调，中国的发展道路应具备自主性。简单的模仿与抄袭并不能带来真正的进步［20］，反而可能导致认同危机和文化冲突。我们应根据自身国情，灵活吸取外来经验，并与本土实际相结合，［21］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22］这种对外思维的开放性与批判性相结合，使得中国能够在国际竞技中保持独立性与创新性。
三、现实意义与未来展望
（一）现实意义
通过本文章的研读，有以下现实意义供发展参考：
1.理论指导实际
（1） 深化理解历史经验：通过对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深度解读，让我们认识到这一理论的历史背景与时代价值。特别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重新审视这些关系能够帮助我们从理论上了解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与机制。
（2） 应对经济转型挑战：在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的过程中，传统的增长方式面临着许多问题和挑战。的各种关系的平衡，尤其是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为我们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持，有助于引导政策制定者在制定经济和社会政策时，从整体出发，确保各方面的协调。
2.促进协调发展
（1）调和利益冲突：随着社会的多元化，不同群体与利益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日益加剧。《论十大关系》强调了利益协调的重要性，这为当今社会各领域的协调发展提供了思路。如何平衡不同群体的利益，确保社会的整体和谐与稳定，是现实显著的课题。
（2）整体性思维：需要以整体性思维来应对各种复杂的社会问题这一思维方式帮助我们在各个政策领域内实现跨界合作。例如，在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中，将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相结合，找到可持续发展之路，确保两者的协调共进。
3.增强社会治理能力
（1）优化治理结构：在研究十大关系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认识到现代社会治理的复杂性与多元性。《论十大关系》为社会治理提供了理论支持，通过强调政府与社会、中介组织的构建与合作，提升社会治理的效率和灵活性。
（2）提升社会参与度：加强社会各界的参与，尤其是基层民众、社会组织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互动，能够有效提高政策的透明度和执行力。这种参与不仅能够增强政策的合法性，还能使政策更符合民众的实际需求，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
（二）启示思考
1.尊重多样性与差异性
（1）包容性决策机制：在现代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意味着决策过程必须能够包容不同的声音与需求。《论十大关系》中强调的辩证思维倡导在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确保不同利益的充分表达与应对，减少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的和谐。
（2）文化多样性的认同：在各个方面承认文化的多样性，并将其视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在社会治理过程中，重视不同文化背景下群体的价值观和需求，能够更好地实现社会的凝聚与团结。
2.创新与变革的把握
（1）推动技术创新与应用：时代的发展需要新的思维与挑战。利用科技进步与创新思维重新审视和调整各个领域之间的关系，使其更具前瞻性和适应性，尤其是在应对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时，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2）培育创新型社会：未来的社会要注重培养创新意识和能力，从教育、创业到管理，鼓励思想碰撞与跨界合作，推动社会在各个层面的创新，使其成为推动发展的重要力量。
3.重视社会参与
（1）增强公众意识与责任感：在现代社会中，公众参与决策与政策执行的意识愈加重要。要鼓励公众在社会事务中积极发表看法，增强社会各界的责任意识，形成建设性的社会舆论，促进政策的顺利实施。
（2）多方合作机制：通过建立政府、企业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机制，形成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参与的多元治理模式，全面提升社会的治理能力与水平，助力实现社会的共同进步。
（三）未来展望
1.深化改革开放
（1）发展新动能：未来需要在《论十大关系》的指导下，推动经济体制的深层次改革，尤其是在科技、教育、金融等领域，培养更多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通过深化改革开放，释放新的生产力，提升国家的竞争力。
（2）政策协调与执行力提升：随着政策环境的复杂化，需进一步落实政策的落实与协调机制，确保政策执行的连贯性与科学性，推动各项政策落到实处，形成政策与实际发展的良性循环。
2.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1）致力于全球治理合作：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未来应积极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贯彻合作共赢的理念，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促进多边交流与共同发展，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增强国际社会的整体稳定。
（2）了解与尊重各国文化：在国际交流中注重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背景与独特价值，以平等、互信的态度开展对话与合作。这有助于消除误解与摩擦，实现共赢和共同发展。
3.实现全方位可持续发展
（1）统筹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关系：未来的发展应该更加注重经济、社会与生态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尤其是在资源配置与利用方面，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局面。
（2）增强社会资源的共享机制：推动社会各界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领域的资源共享机制，建设包容性、开放性的社会体系，提升整体社会福祉，实现普惠发展，推进社会的全面进步。
参考文献
[1]祝太文.《论十大关系》的产生背景、形成过程和基本思想[J].党史博采(下),2020,(16):14-17.
[2]李庆刚.《论十大关系》导读[J].领导科学论坛,2018,(12):63-79.DOI:10.19299/j.cnki.42-1837/c.2018.12.005.
[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888页。
[4]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第28页一第 29页，
[5]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1页。
[6]邓小平：《视察天津时的谈话》(1986年8月19日—21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5页。
[7]毛泽东：《战争与战略间题》(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7页。
[8]薄一波：《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1956年9月18日)，《薄一波文选(1937—1992)》，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47页、第252页。
[9]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5年3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5页。
[10]《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1956年9月27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50页。
[11]《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文件》，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5页。
[12]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
[13]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第35页
[14]周恩来：《长期共存互相监督》（1957年4月24日），《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9页-第351页。
[15]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7页。
[16]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页。
[17]《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中央党校内部教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01页。
[18]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5页、第1476页。
[19]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7页一第828页。
[20]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页。
[21]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706页-第707页。
[22]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1958年5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97页、第203页一第2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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