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灰姑娘：当东南亚帮佣遇上台湾新富家庭》 ——简介
《跨国灰姑娘：当东南亚帮佣遇上台湾新富家庭》一书是由中国台湾作家蓝佩嘉所著。她严格秉承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田野工作，为了了解台湾雇主和东南亚帮佣之间的社会互动关系，花费数年时间，访谈超过百位的东南亚帮佣和台湾雇主，以达到了解雇佣双方在家庭屋檐下所面临的结构困境、生存策略与政治认同。她这亲身实践以求真知的社会研究方法是我们当代大学生所该继承和学习的。
每当提及灰姑娘一词，在人们的脑海当中浮现的都是《格林童话》里的那位美丽白皙的少女，并且年少懵懂的时候总有人幻想会自己是那一位灰姑娘，将来会有一位身披红色披风，骑着白马的王子来娶她，但我所提及的灰姑娘与这位“傻白甜”截然相反，她们是群体，而非个人，这些灰姑娘不来源于童话而是来源于现实，她们是来自于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家庭主妇们，她们或为了逃离家乡的贫困与压迫，或为了拓展人生视野及探索现代世界，跨越国界工作后，却发现自己坐困于雇主家中，是被“用完就丢”的劳动力，她们并不会实现童话故事中“傻白甜”的梦想。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各地广泛地联系在了一起，其中的联系分为很多方面，例如：经济、政治、文化等众多方面，在蓝佩嘉的《跨国灰姑娘：当东南亚帮佣遇上台湾新富家庭》一书中便有很好的体现。
该书的导论可分为六个小章节：当女主人没有白皮肤、家务服务的历史侧影、当东南亚移工遇上台湾雇主、田野告白、界线为何重要、章节地图，导论是是以一位来自菲律宾乡村名为诺玛的女士开始的，起初她为了分摊家里的经济负担，独自一人飞去新加坡投靠帮佣的姐姐，她而后在新加坡邂逅了她的丈夫，怀孕后回到家乡生儿育女，家庭收入入不敷出，尤其是她考虑到孩子上学所需要的教育花费，她斩钉截铁般选择再次出国，她到台湾帮佣的故事从此开始；另外一位女士和诺玛同一年出生，但她的命运和诺玛截然相反，她名为佩君，一位跨国银行的经理，是跨国灰姑娘的雇佣者，她的社会地位虽然崇高，但她无法摆脱家庭的重担，其间虽经历婆婆和丈夫的劝阻，但她仍坚持雇佣了一位菲役女佣，帮忙分摊家务事，掌握照顾小孩的主导权，以诺玛为代表的东南亚役女性和以佩君为代表的台湾雇主们在以全球化的“雇佣”关系为纽带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众所周知，台湾的本土人种为亚洲独特的黄色人种，且台湾新富雇主家庭多为本土居民，这与西方白人最高贵的思想相抵触，在国际迁移的多层流动彰显了所谓“全球南方”的女性之间的不平等，家务雇佣的权力关系图象不再是“白人雇主”，就出现了“女主人没有白皮肤”的现象。在我的理解当中，早在古代时期，中国便有了契约买断奴婢或女佣的现象，而这一现象，在台湾新富家庭中仍然存在，由于台湾雇主对难相处、爱抱怨工作内容、对工时与工资锱铢必较，而且常要求加薪“欧巴桑”的印象极差，他们便渴望拥有如家人般、来自乡下的“理想女佣”，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东南亚的“跨国灰姑娘”便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在这一要求之下，东南亚的移工便遇上了台湾的雇主。针对于以上的研究，离不开作者的“田野告白”，她跨越多重的国族与社会界线，同时进行与台湾雇主访谈，反思其的阶级、性别、族群等位置。在第一阶段的田野，即在回家研究外籍女佣的一小章中，提到了一段非常有意思的部分：芳萍和作者的对话“你这个留美博士干吗跟这些菲佣混在一起？”，作者对这句带有种族歧视和阶级偏见的话语感到非常的困惑，她不去责难女雇主的阶级和族群优势，而是从结构环境与性别关系的脉络来分析雇主们的行为、态度与想法，试图以社会学式的同理心，来对人的经验有比较立体的理解。第二阶段的田野（印尼田野分为两个阶段），作者不局限于回家研究外籍女佣，她扩增了研究规模来包括近年来人数增多的印尼移工，在印尼移工社群中作者以打游击的方式寻找受访者，在第二阶段的印尼田野中作者主动淡化地位鸿沟，与一般的移工一样到海霸王就餐，以此取得印尼移工的信赖，作者的这一种种亲切的行为使当地移工态度发生改变，甚至主动成为作者的导游，引领作者探访隐藏在城市角落的移工聚落，作者本人的身份在田野中的作用，逐渐从原本的诅咒变成了保佑，让作者的社会研究顺利进行。
在这导论研究中，“界线为何重要”最吸引我的眼球，因为作者在这一小章中大致理清了我的思路，作者根据Michele Lamont对界线的定义“我们用来分类物品、人物、实作，甚至时间与空间等的概念性划分”来外延出国际移工的界线：①在家务劳动的连续性中协商性别界线在：这特别划分性别界线为“养家”（男职规范）和“家务劳动”（妇职），在全书的“家务劳动”（妇职）中作者将女性化视为结构的连续体（第一，连续体的概念可以打破二元的思考框架，突显不同社会地位的女性所面对的相似的父权支配；第二，家务劳动的连续性的概念也彰显了妇职内容与意义如何与阶级、族群、国别等社会不平等相扣连而被差异化的建构）②在迁移地景中重划族群级阶级界线，在这就提到了种族主义和种族化，种族化是本书的研究对象，在书中作者主要以台湾的政策规范、人力中介的招募和移工与雇主及小区居民的互动三方面讲述③修筑“家”与“家庭”的界线，对家务劳工的雇佣在一定程度上虽会暴露家庭隐私，导致夫妻的生活不方便，若界线得当雇主又可以通过家庭雇工来照顾年迈的父母，维护了三代同堂、孝亲团圆的和乐家庭形象。
在本书的第一章中讲到了合法的奴工，这里的合法就涉及到了东南亚移工如何到台湾工作和如何在台湾获得长期的工作权，这就与台湾的“客工”招募制度和私人中介的机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而这又不得不提及生产的全球化重塑的“新国际分工地景”，第一层主要是纽约、伦敦、东京等，它们是国际金融与跨国公司的聚焦点，第二层是以香港、首尔、上海及台北为代表的控制节点角色，这两种脉络又共同作用引发了东亚地区的两种跨国人力流动，一种是白领，另一种是劳工，相对于白领劳工的迁移就显得非常困难，尤其是在亚洲地区，劳工的迁移受到政府的控制，甚至某些国家将劳工当作一国的“外销产品”；劳工的迁移受商业化的影响，对移工的迁移个人意愿是其中之一，最重要的是中介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中介在移工支付了一定的费用之后，往往会以各种手段将移工运往地主国；在这亚洲的地主国也是移工迁移的一个难点，亚洲的地主国具有严苛的规范，大多数亚洲移工只是暂时性的契约所雇用，没有长期居住与入籍的权利，只能以个人身份来打工，不得结家人来地主国共同生活，在这要提到台湾的外劳政策，中国台湾20世纪90年代产业的发展，大多数家庭都从事相应的制造业工作，台湾立法院通过了就业服务法来提供合法招募外国人的基础，而台湾合法登记的外籍移工多为“三D 工作”人群，这又引发了作者对台湾外劳政策的思考，主要体现于以下的四个方面：劳力与照顾的短缺、看得见的族群界线、雇外劳拼外交、种族化的阶级主义。台湾的劳力与照顾的短缺主要是由于台湾当地的男工少、核心家庭的趋势加快导致双亲无人照顾、小孩的教育无人接管，这三种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台湾的外劳政策；其次是看得见的族群界线，中国台湾具有少见的族群同质性，对外采取严格的把关的移民政策，包括了对大陆移工的芥蒂，相对于台湾东南亚人在文化、语言及外表上的差异较明显，而这对于决策者来说，雇用东南亚移工更能保持壁垒分明，更有助于台湾对外来客工的监控，同时“自然化”他们在台湾社会中的从属与边缘的地位，让他们成为短暂过客和次等居民的身份；然后是雇劳拼外交，即地主国与劳力输出国之间的拉锯战；最后是种族化的阶级主义，这里的这几句话就能很好的体现东南亚外劳与西方高级白领之间的差异（即种族国族主义）“符合中国台湾的利益”、“对台湾有特殊贡献者”、“为台湾所需之高科技人才”，而蓝领移工就仅仅被视为理想的仆人、却不够资格的台湾公民。中国台湾有外劳政策是不够的，那还要有劳力输出国的支持，其中的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为典例，菲律宾输出“移工英雄”，甚至还将移工的名字与国家人物并列来提高移工的地位，鼓励移工出国；印尼在世界局势的影响下，也开始承认海外移工是“外汇英雄”，国家政府还在一定程度上支持移工，并以宗教为舆论的方式，宣传印尼女性是天性适合的优秀女佣。有了良好的移工资源，那么还差对劳工资源的运输中介，在这本书中，劳力中介有其名曰“地球村的劳力中介”，各地主国的中介以欺骗的手段，低价引进劳工到本地市场，并在其中占取劳工工资的部分份额，导致移工的收入低下，部分移工甚至出逃，但也有不出逃者，他们一般等到契约结束才会离开，但部分劳工为了更多的钱财养家糊口，想要继续留在地主国，便采取买他人证件的形式以获取合法地位。综上三段所述，劳工在他国地位的合法化，首先是个人有出国打工的意愿，其次是国家的支持，然后是地主国中介的引进，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劳工本人具有护照，并且长期处于有效时段。
第二章主要讲述了谁是“外劳”，这里不免引发疑问，外劳不就是“灰姑娘”吗？我 自己的见解是这里的“外劳”是一个大的范围（本国外劳中占比最高的输出国移工），在不同的地主国有着不同的外劳，以本书的主要论述的台湾为例，那就是菲佣，谈及菲佣就要讲到本章的各个小章节：“新与旧的族群他者”，旧的族群指的是台湾的原住民，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发展，新族群出现，那就是“新台湾人”（外籍劳工与外籍配偶后的孩子），部分怀孕就已入境的菲佣在跨国工作中所生的孩子，就不知不觉间成为了新族群；“种族歧视的修辞学”在最后指出“外籍工作者被投射出‘控制形象’：野蛮人、坏人、妓女、受害者等，也许彼此之间并不连贯，甚至矛盾，但它们共同编织了一条种族化的界线，划分出‘我们’与‘他们’、台湾人与落后的族群他者之间的不同。大部分菲佣被雇主或其余高等级的台湾人看做以上的控制形象；聪明刁钻的菲佣VS.单纯温顺的印佣？这就是雇主根据其性情所选的劳工情况对比，菲佣多被雇佣于家里有孩子的家庭中，因为她们具有相对高的学历，可以为雇主的孩子提供免费的英语辅导，而印佣就被雇佣于照顾老人与病患的家庭中，发挥她们的最大化优势；打造理想化的仆人，中介公司在其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它们通过招募、训练、展示的手段来塑造雇主理想化的劳工，台湾的菲佣就接受了这些手段的训练后才进入了雇主家庭中；移工之间的分化，在本书中主要就体现在印佣与菲佣间，她们互相之间有着不同的想法，对彼此抱有蔑视的态度；阶级化的他者，明确指出了“外劳”不是一般的 、中立的外国人，而是被视为低劣一等的族群他者。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的观点虽与其不同，但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
第三章讲到了“女人何苦为难女人”，我本人觉得这里的“女人们”指的是女性雇主与劳工或女性雇主与婆婆，本章先从跟父权讨价还价开始，跟父权的讨价还价其实就是台湾女性渴望摆脱或减少家务事情对其生活的影响，雇用劳工以减少困扰，而因雇用劳工的事，与父权家庭产生矛盾，又在双方的商量之下，由女方支付劳工费用，双方达成妥协（对家事和家里的事、对孝道的继承）；女主人为何吹毛求疵，我对此的理解是女雇主在雇用劳工来代替其做大多数的家务或照顾婆婆，小辈对长辈的直接孝顺变为间接孝顺，原有的家庭关系被外来人所打破，女主人或着婆婆的家务领域中的主导角色被威胁（涉及了妻子与女佣，母亲与保姆间的界线）；不做家事的女人，人见人厌？在这指女雇主对劳工的限制，或者是台湾媒体制造的不利于劳工的舆论，来丑化劳工的形象，要求她们尽可能多的从事家务劳动（涉及了劳工与男主人，女性雇主、家务移工与雇主小孩的界线）； 阶级化的母职劳动，我对文章的理解是指女主人将劳工看作下属，是低于她们家庭的，小孩子不能与劳工过于亲近，女主人借助种族修辞学来强化“母职”，捍卫母亲在孩子心目中的地位；婆婆也焦虑指婆婆老一代的思想浓厚，害怕劳工占据儿媳的家庭主妇地位，实则是婆婆对其家庭地位逐渐消减的担忧；媳妇熬成雇主婆是本章的总结，指家庭主妇在对家庭的照料中，为获取更多的属于自己的时间，花费自己的工资雇用劳工，最终成为雇主婆。第四章讲述的是跨越国界与性别藩篱，经济诱因的再思考指劳工为了谋生而出国赚取养家糊口的钱财或为了孩子的未来跨国迁移，同时也包括中介因素：母国社会的对成就、探索等概念的建构，以及在后殖民、全球化的脉络中所塑造的对于现代性的想象；海外生活的想象，指在全球化时代，移工对理想生活的向往进一步促进她们外出海外务工，体验她们所想象与欲求的“现代化”机会；从持家到养家，指的是劳工在出国务工后赚取了足以养家的钱财，回国后从之前的家庭主妇即持家人变为了养家人；单亲重担与婚姻枷锁，指劳工在原来的国家，丈夫离异或有外遇后，形成了单亲家庭，但又不得不承担家庭责任，只能出国务工，在她们跨国务工的过程帮助她们扮演精神性持家者以及远距离养家者的角色，并借此穿透国界，重新建构“家”与“家庭”的界线；我们和女主人差不多，在女佣出国务工前雇用了本国的劳工来帮其照顾家庭琐事，女佣则远程操控家庭之事，自己就成为了雇主；乖女儿和老处女指的是劳工的母亲要求其尽早的结婚，满足母亲愿望的女儿就是乖女儿，而老处女则是大龄未婚的女性，在这就提到了女性透过延伸亲属网络创造一个互助社群，而非选择进入传统的异性恋核心家庭，她们以追求爱情为基础而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从外籍女佣变成外籍新娘，这里就指外籍女佣为了提高社会地位，愿意成为外籍新娘，其中涉及了“上嫁婚姻”，即新浪与新娘的出生国在经济资源的落差来改变社会地位，突破跨越国界的性别藩篱。
第五章讲述了灰姑娘的前后台，家作为工作前台，这里涉及到了雇主家庭对劳工的态度，对劳工在雇主家庭（工作的前台）中实行区隔、隐私和监视，而归根到底的原因是“我们怕她也变坏”，而雇主这种空间监控策略强化家务移工在家庭生活中的附属地位，并且巩固了族群和性别的道德底线；周日的后台领域指灰姑娘们在周日的闲暇时光，周日灰姑娘们聚集到一起进行野餐，然后餐时闲谈，出现了灰姑娘们的语言抵抗，即对雇主的抱怨或者赞扬；手机是信息革命的产物，灰姑娘在劳动的过程中，手机是必不可少的，这就要提到灰姑娘的手机了，手机是我们对外联系的媒介，部分灰姑娘的手机使用受到了雇主们的限制，雇主怕其拥有手机不做工，部分灰姑娘的雇主鼓励其使用手机，以手机作为束缚劳工的手段；全球城市里的边缘客人，这里涉及了菲律宾移工与印尼移工迥然不同的社群空间，也就是台湾社会对于移工既纳入又排除的空间整合工具，移工就成为边缘的客人；跨越多国的旅程指灰姑娘们为带来给下一代阶级上升的机会，出国务工赚取钱财，下一代子女并没有实现阶层的上升，借鉴前一代的经验，循环往复，继续出国务工，就形成了跨越多国的旅程。既然有单一层次的前后台那也应当有多层次的前后台，这里的前后台其实就是单一层次的前后台所延伸出来的，也就是跨国灰姑娘如何在不同的空间领域里协商多重的认同表演。第六章讲到了屋檐下的全球化，雇主的划界工作这里就涉及了四种模式，第一种是疏离权威模式（上层阶级，要求劳工驻家服务，劳工基本代替家庭主妇雇主很少在家花费时间，雇主家庭的家庭空间大）第二种是家母长制（上层阶级，要求劳工驻家服务，劳工半代替家庭主妇），第三种是情感关系（中产阶级，工作以照顾为主雇主的家庭空间相对较小，希望在家中体验温暖的家庭关系而非冰冷的职场关系），第四种是生意关系（中产阶级，主要雇佣劳工做家务，雇主将家的范围视作办公场所，将劳工视为下属）；劳工的划界工作根据阶级/国别差别，前台后台的界限划分为四种：寻求恩庇（劳工受教育程度低，家庭困难，为雇主家庭提供全面的家务服务，在受雇特征中劳工以策略性的情感关系来谋求雇主的物质回馈，“以德报怨”以求得雇主的“良心发现”），保持距离、以策安全（劳工本人受教育程度低，多来自农村，为雇主提供全面的家务服务，在受雇特征中劳工将雇主的情感接触或者“善意”举动视为需要应付的“额外功课”，尤其忌惮雇主分享隐私，分割前后台，极力减少雇主对自己私生活的干涉），隐藏先前的背景（劳工曾是上层阶级或过着富裕的生活，因生活的下行变动不得已出国谋生，且她们缺乏讨价还价的资本，主要从事于家务服务，受雇特征是极力隐藏在母国时的社会地位，前后台的差别较大，前台卑躬屈膝做足女佣的样子，后台张扬放纵彻底放开自我，保持前后台的区隔以防止工作风险），强调地位的近似（劳工的受教育程度较高或是母国的社会地位很高掌握语言资本，且具有较大的议价空间，劳工从事于照顾工作，受雇特征是在前后台间设立可穿透的界限，视自己为中产阶级雇主的同侪，甚至在工作之余提供补课服务，以直接的方式“索要”雇主的尊重，敢于指出雇主的错误）。结论中主讲愈全球、愈分化，界限的模糊与不连续，行动的方向与政策建议。愈全球、愈分化，国际迁移促成了不同国族群体间更频繁密切的互动接触，当代社会或许对外来人群与文化越来越习以为常，但这不表示多元文化地球村的幸福结局便指日可待，或是社会偏见及歧视就此消失无迹。相反地，跨越社会界限而来的接触经常引发了焦虑与不确定感，因而驱动人们想要重申秀异及区隔异己。界限的模糊与不连续，指家务劳动女性化、外籍劳工的种族化、阶级形构的国族框架、家庭与家庭之间的断裂，例如：女雇主力求凸显女佣与女主人之间的界限，劳工力求让女佣或者女主人的界限变得可穿透；屋檐下的全球化，“家”与“家庭”的关系等。行动方向和政策建议主要体现在，鼓吹照顾的公共化：津贴制度、社会性保障、喘息服务；将家务与照顾视为正式的、专业的工作；保障移工的人权等。
通过读《跨国灰姑娘：当东南亚帮佣遇上台湾新富家庭》一书，小的方面启示我在社会研究过程中要进行实地调查（田野工作），不能只从书中获取知识，大的方面启示我在当今全球化的进程中，移工跨国劳动的情况越来越多，但人们对外族群的歧视并没有减少，所以我们要解决移工问题，就要消除社会的各种不平等，消除男女分工的界限、女主人与女佣的界限以及社会的歧视，而这些需要各国人民的一起努力才能达成，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社会间的不平等终会消失，地球能真正成为“地球村”，全世界人民都是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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