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乡镇的政治剧
（一）.迎检
“……所以，上面就是知道你在小节上有些虚，他也相信检查对于督促工作是很重要的……他就是知道你在作秀，但戏做得真了，也就达到了目的，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让你去认真对待，不得马虎。所以，检查本身就是推进和督促工作的一种手段。不检查，有的事情就落不到实处，不仅计划生育工作是如此，其他工作也都是如此，什么是国情？这就是国情。” ——干部老罗
作者来到村子碰见的第一件事，就是全镇全村干部为我国的农村税费试点改革的检查工作忙的焦头烂额。而作者结束了调研，要离开村子后时，又碰上了一次大的检查工作。检查工作分别作为书的第一章和最后一章，既是巧合，又有深意。乡镇是最低一级的政府，谁都可以检查你，但你不能检查别人，因此应付检查也是乡镇“应酬政治”的重要内容。要检查就离不开各种报表和数据，因此上级每个部门检查设计一个表，到了基层就可能衍化成几十张表格。（也突然明白为什么一直让我们学好WPS）所谓乡镇的中心工作，就是围绕着各种任务而展开的对乡镇工作的检查考核，以及乡镇对这些检查考核的积极应对。
然而迎检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书中深描了镇挂村干部范维萍（以下简称范委）与秦家畈村村支书陈书记和村干部老罗的矛盾。事件起因是农业税费改革前，学校代镇政府收取了教育附加费用，税改后取消“三提五统”，为了应对检查必须把村里每一户的教育附加费凭据收上来，这就需要秦家畈村村干部的协助。但是要把凭据收上来，村民们必然会问附加费用退还的事情。由于以往秦家畈的村干部们为了配合镇里的工作，已经垫了不少钱，这回不愿意当冤大头，要求镇里的林书记保证先把钱发下来再收回来。村干部们不愿让步，范委也一直做思想工作。尽管范委表示镇里的林书记答应给钱，陈书记和老罗饭桌上痛快答应，可在范委开始动员村里所有干部开始工作时，又开始使绊子，公开带头表示怀疑和不好做，双方都僵持不下，最终第二天这件事由镇里直接去收为结果而告终。
耐人寻味的是老罗第二天说的话： “我知道昨天顶一下，林书记会同意的，我们一向很支持他的工作，他也很照顾我们。”之前村里垫钱的事情，也是由于林书记私下和村干部的关系很好。一直以来，我们把目光放在乡村中，也被乡村所限制。当我们跳脱出来，意识到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最低一级只是镇，就会发现乡村依然是一个独立的有自主空间的社会存在。乡镇在行政体制内自然对乡村有它的官方权威，但是村处于科层制体制边缘游离，也能用非科层化特征与独立的利益空间去抵制乡镇权力的挤压。如果乡镇强行使用行政权力，必然会引起乡村的反感与强烈抵抗，裁换村干部，换来换去都是那些人，村民们就住在这里，那样做必然会增加行政成本。乡镇表现出了它的“外弱”，乡村有它的“外强”。
这也是为什么会有镇挂村干部的原因，尽管有矛盾和不愉快，但没有范委的上下沟通，这件事可能会以极大的不愉快收场。整个收票据工作以及其他应付检查的大大小小的文件填写工作，都需要范委作为主心骨动员大家克服牢骚、不满、疲惫。改革开放后，全能主义政治不断退场，现代化的管理体制——官僚科层制的运作渐渐作为主要的政治运作方式，压力通过科层层级不断向下传递，但我们现在看到乡村有它的自主性和独立空间，这种空间甚至还因国家政策的支持不断变大。（一系列税费改革、给农民减负、资源倾斜，使镇的财政经济收入难以再从乡村里获得收割，乡村经济带来的隐形权力越来越大）但是我国权力集中的政治格局没有发生变化，这就给了革命战争时期以来我国长久实行的动员刑政治复苏的机会。会议结束后，作者描写到“行动起来的临战气氛弥漫着每一个与会者，大家匆匆忙忙摸黑下村去了”，这种气氛甚至影响到了作者。正是挂村干部的存在，党的权威可以越过科层制的局限传递下来，并通过动员的运作方式实现对村的指挥，我们还要注意到，作者写道挂村干部的交往，离不开送礼和事故交情，离不开良好的人际关系以及经济奖励。动员型政治在今天乡村的新变化以及其与经济利益的结合，是值得再深入研究的地方。（我也思考，18年以来村干部与村支书一肩挑是否是同样的逻辑，迎检只是其中一件麻烦事，村民自治带来的管理麻烦仅仅在书中的就数不胜数，是否让国家开始思考应不应该把村再拉近体制内的体系中统制，当村干部与村支书一肩挑后，处在这样一个尴尬的节点上，他作为村干部要代表村的利益，但他是村支书的同时，又必须服从上级党的指挥与意志，那日后的博弈与拉扯中，镇乡的矛盾与纠纷就部分下沉到了村支书暨村干部的抉择上，再利用村的独立空间来抗争，便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二）.媒
正是由于现在情景下，乡镇的政治权力表现出“弱势”的地位。镇干部与村干部对接，形成了不以正式地位的权力关系而是以非正式的人际关系作为推进工作的手段，用情感、面子甚至拟亲属关系来促进村干部配合政府的工作，用脉脉温情来弥补体制化连接的不足和权力链条的缺失。这种运作方式非常有效，村干部往往抹不开情面而上套。 “最怕政府讲人情。”这是村干部老罗的感慨。（毕竟，尽管镇乡的权力强弱倒置了，在乡镇的场域内，镇政府代表的官方权威依然有效，国家政府前进的大方向是不可能因为一个村的不愿意而让步的，许多工作再不配合，国家有合法性强制推进。同时，镇政府对于村干部的人选仍有影响力，处在乡村精英结构洞的位置上，他们必须思考自己的前途。借助于配合政府的“事本主义”来促进领导之间的“个人主义”关系，村干部也愿意用这种私下的柔性关系与镇政府打交道。）
对于村民，村干部的工作也遵循这种类似的逻辑。作者讲述了洲头村汪书记和村民关于征地补偿款签字“斗法”的事情。洲头村为了经济发展的未来，划出了部分土地进行开发。但有15户村民相比于其他村补偿款太少而集体不愿签字。汪书记为代表的村干部为了使开发能够进行，采取“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战术，来瓦解这15户村民。于祖文就是其中一户，汪书记和他谈判时，对已经签字妥协的农户保密，只是告诉他再不签字就要落到10户以后了，到时候这个事公开了，对他影响不太好。已经签字妥协的农户信息并不透明，这就使于祖文开始对这个集体怀疑和动摇。接着汪书记又开始用祖文的党员身份劝说他，要有上进心。祖文终于开始说话，觉得钱少了，维持不了生活。汪书记见一直不说话的祖文终于开口，有很高兴的劝说他看到长远利益。但祖文也意识到汪书记有意识避开了赔偿款少没有丈量过土地的问题，双方反复拉扯。一直没能签下字，接着，祖文的媳妇来了，双方由以客套话暗中较量着劲，攀起了拟亲属的关系。最后的交易作者回避了，但是汪书记最终成功了。
汪书记和其他村干部运用精熟的“绵谈”技术展示出一副活生生的“媒”的画面。 “媒”是一个方言，说惯了并未深究哪一个字。字义上十分丰富，既有磨、耗的含义，又有哄、诓与讨好的含义。最后大家选取“媒”字，是因为乡村干部就在农民与国家之间，上传下达，就像媒人一样。媒是一种福柯所说的“治理艺术”，是乡村干部从自己的生活中凝结的对官民互动模式的理解。
二.弱政——刁民，乡域政治格局
从于祖文的事例中可以看到，村民们对于最基本的经济账算的很清楚，就算干部再打太极也能一眼看破。“再减负农民也嫌多”，尽管农民难以和资本家一样进行精密的理性计算来实现利益最大化，但是农民知道要避免自己的歉收被毁灭，因此会有藏匿土地、少交税收、多争赔款的行为。当面临机遇时，农民往往也不敢于冒险与投资。斯科特将其称为“道义经济学”，农民的这种行为很难从道义方面去评判，但在外人和要完成任务的干部看来，农民的这些行为简直就是“刁民”。而革命战争时代以来建立起来的全能主义政治模式在随后的改革开放迅速消解了，实行村民自治令建立在集中权力基础上的基层组织的权力流失。基层乡镇未来经济发展只能与民争利的博弈中，镇干部与村干部的治理权威日渐衰弱，只能凭着柔性力量补充体制力量的不足，乡域政治最终凸显为“弱政—刁民”的格局。
三.启发
我们的课堂曾经讨论过半熟人社会的问题，这本书何尝不是提供了理解半熟人社会的一种新思路。弱政——刁民的格局是从全能主义向法治现代社会的转型背景中出现的，正是由于转型的不完全，处于一个“青黄不接”的状态，而产生了一种过渡阶段的官民互动方式以及权力的倒置。，陌生人社会象征着现代法治社会，熟人社会象征过去的礼治社会，书中描绘的乡镇不就是一个半熟人社会吗？镇干部与村干部，村干部与村民，在体制性链接的同时，都充分运用着柔性的非体制性力量，现代科层制与旧时的革命动员制又结合起来。因此，想要让刁民变成公民，需要基层社区政治权威的重新塑造，塑造出一个共同认可的政治权威，加强基层的权力向下渗透，而不是简单的分权与集权的建构。
同时，这个地方也显示出“历史特殊论”的味道。放在整个政治变化的动态来看这本书，从全能主义向法治现代社会的转型，这本书讲的乡镇出现的情况是在转型中背景发生的，村干部的工作方法，村民的斗争，弱政—刁民的格局都是在在这个动态变化中出现的。作者对这个小镇的分析并没有大量参考且没有受到其他学者对乡镇分析的经典论述影响，所有的研究观点都是基于“深描”归纳出来。作者的分析也有深厚的经济社会学色彩，大量运用了“嵌入”理论、 “结构洞”理论来分析乡镇人们之间的行为决策与行为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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