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由孔子创立，经过孟子、荀子等人的继承，于先秦时期就已发展成比较完备的理论体系，后经儒学大师们的推崇，自汉代起成为官方哲学，宣扬以道德教化、爱人惠民为核心的治国主张，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治国之道中占据主导地位。
（一）从“以德配天”到“为政以德”
德治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有着极其深厚的历史渊源。夏、商、周三代统治思想的发展，对德治思想的形成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夏商时期，并没有明确的关于“德治”的提法，夏代实行“家天下”的姓族统治，由此产生了“夏礼”，并用鬼神之说为君主统治提供存在的合理依据。殷商时期，统治者借用“天”的力量，将天赋道德与政治活动结合起来，开始意识到民众的重要性，这种做法被周代延续下来，然而商代的统治者仍将国家的命运寄托于天命、上帝等，直至商朝的末世之君暴虐无道的统治使其走向灭亡。商朝的灭亡，引发了人们对于治国方略的深入思考，他们开始怀疑商朝以“天”“上帝”为核心的观念的治国思想，推翻了天命对于统治权的绝对影响，于是从周朝开始，“德”的概念和思想作为一个重要论题被提出来。“德”在周公旦那里被提到了治国安邦的高度来认识，提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1］的思想，“以德配天”“敬德保民”遂成为重要的治国方略。
春秋战国时期是德治思想得以基本确立的时期，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社会的动荡不安以及思想文化领域所呈现的“百家争鸣”的局面，都为这一思想体系的确立起到了推动作用。诸侯纷争，连年混战的政治局势，致使人们在深思社会生活与政治实践的过程中，进一步动摇了神明在国家政治活动中的绝对地位，人们对关于“道德”的问题有了新的看法。德治的提法初见于孔子，完善于孟子、荀子，逐渐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在价值观上倾向道义论。孔子德治论的两大支柱是“仁”与“礼”，主张“仁本礼用”。他把“仁”看作是执政者的最高品德，将“仁者爱人”的精神推广到国家政治生活中；“礼”则是外在的行为规范，是社会关系的准则。孔子的德治特别强调统治者自身的行为，要求统治者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实行“仁政”，先德后刑，反对不教而杀的暴政。孟子继承孔子的思想，把“仁”当作评价人们行为的主要标准，即使统治者也不例外。他认为君主的品质是维系天下的纽带，君主最要紧的是修养品质，反躬自省，从己做起，由此形成了一套有完整体系的“仁政学说”，要求统治者重民爱民，惠民利民，重视臣与民在政治中的作用。荀子在继承孔孟思想的基础上，着重建立了“礼”的概念，不仅注重培养人们内在的道德仁性，而且十分强调制定礼仪制度的必要性，加强对现实社会的规范。除此之外，春秋末年，随着社会的变迁，一些诸侯国试图改革传统的以道德教化治国的方针，而以法治刑罚为主，例如郑子产铸刑书，晋赵鞅铸刑鼎，这些措施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这是历史上最早出现的礼治和法治两种不同的政治主张的争论。
两汉时期，德治逐渐确立了其在中国封建社会治国理政中的主导地位。尽管汉初的统治者没有完全采用德治思想来治理国家，但是在吸取秦朝灭亡的历史教训中，他们认识到过于依赖严苛的法律制度，不讲道德的统治是不能长久的。此外，在众多儒生的努力下，儒家的德治学说开始在汉初的政治生活中争得了一席之地。汉初思想家陆贾从历史上兴亡的经验中得出这样的结论：“仁者道之纪，义者圣之学。”［2］“国以道德为上，行以仁义为本。”［3］在权力支配社会和君主专权的情况下，君主的作为是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此外，贾谊根据汉初的情况，认为在统治思想上应倡导仁义和德政，他告诫统治者，为了自己的长治久安，必须爱民、利民、富民，对待自己的民众要有责任心，对于不道德的统治行为要有负罪感。直到汉武帝时期，为了维护“大一统”的封建统治，任用儒学家董仲舒进行政治改革，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不仅确立了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而且将德治思想由理论层面向现实层面转化，把德治思想更多地付诸实施。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代，佛、道两教的兴起和普遍流行，对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儒、释、道三家既相互斗争，又彼此吸收、融合其他各方的思想，在这个过程中，儒家不断地从佛、道学说中汲取思想，丰富和补充了儒家自身的理论。然而，在这样一个各种文化相互交融的年代，德治理念仍是占社会治理主导的理念。
宋明时期，理学诸子以德治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原则，并且把治平天下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君主一人，在他们看来，君主个人品行是治乱兴衰的根本动因。北宋的“二程”认为治理国家有“治之道”与“治之法”，前者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事，在治道中，最根本的是尊王道之君，并且要“引君当道”。在程颐看来，君王集天下尊贵、富有、仁德于一身，并以此而养天下臣民。“天子养天下，诸侯养一国，臣食君上之禄，民赖司牧之养，皆以上养下，理之正也”［4］，所以君王理应得到天下臣民的拥戴并以其为样板。南宋朱熹更是提出了“正君心是大本”，即端正君心，完善君主个人道德品行成为全部政治活动的根本出发点。在朱熹看来，君心正，则万事正；君心不正，则万事不正。对于如何“正君心”，他认为君主应心怀仁义，以仁义之心治理天下事，要求君主“以严恭寅畏为先务，声色货利为至戒”［5］。
明清时期，是传统德治理念高度发展的时期，但在新的经济形态逐渐产生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反传统、反权威的政治思想。王阳明的“心学”以“仁”为理论基础，以“礼”为主要治理手段，以“达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为终极目标。直到明末清初，出现了以李贽、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为代表的反传统、反权威的儒学大师，他们反对君主的独断专行，提倡法治，反对人治，具有一定的民主色彩。
自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之前，无论是洋务派、改良派，还是革命派的思想家，他们的思想都是在充分肯定传统儒学的基础上进行的。直到五四时期，批判者才将矛头全部指向孔子和传统儒学，“反儒学”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流话语，尽管这一时期受西方思想文化影响极大，但德治理念仍然在潜移默化地发展，并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经济生活与人们的思维方式。
http://www.dxsbao.com/art/593820.html 点此复制本页地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