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是指起源于河洛地区的区域性文化，是中华民族主流文化。河洛文化以洛阳为中心，西至潼关、华阴，东至荥阳、开封，南至汝颖，北跨黄河至晋南、济源一带。在古代雄踞于中原，为“天下之中”（《史记·周本记》），即所谓“中国”（西周何尊铭文），是古代中国东西南北的交通中枢，地理位置十分优越
文字的产生是人类古代社会进入文明时代最重要的标志。河图洛书是中华文明之始。易经系辞上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论语》上讲：“凤鸟不至，河不出图。”《竹书纪年》里讲：黄帝在河洛修坛沉璧，受龙图龟书。太极图是河洛交会的自然现象，这是因为太极图很像是黄河洛河交汇形成的旋涡，通过这个自然现象触发灵感，人族伏羲才创造出太极和八卦。华夏文明的主体是黄河文明，黄河文明的中心在中原地区，黄河文明的核心在河洛文化圈内。
河洛文化最大的特点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国都文化连绵不断。黄河文明形成期的五帝邦国时代，黄帝都有熊，颛顼都帝丘，尧都平阳，舜都蒲坂；黄河文明发展期的夏商周王国时代，夏都阳城、阳翟、斟鄩、老丘，商都亳、隞、相、殷，周都丰镐、洛邑；黄河文明兴盛期的帝国时代，西汉至北宋一直建都在西安、洛阳和开封。上述都城均在河洛文化圈内，几千年的建都历史，形成了具有极大影响的国都文化。这是河洛文化最突出的特点。
第二，树大根深的根文化是河洛文化又一特点，有许多文明源头都在这一地区。如最早出现的国家在这里，由于历史上各种原因，中原人口大量向四方播迁，甚至播迁到海外。据姓氏专家研究，中国一百大姓中有七十多姓的祖根或一支祖根源于中原。善于吸收、包融、开放、凝聚的民族个性，在河洛文化中都有充分的体现，但最突出的还是大一统的民族基因，从邦国、王国到帝国的几千年中，人们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强大，反对分裂，一直进行着不懈的斗争，并且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一优秀的传统现已成为整个中华民族坚如磐石的凝聚力和灵魂。
第三：河洛地区的夏商王国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早期王国。在同时期的当今中国范围之内，各地没有比夏商王国对以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影响更大、更为重要的王国。寻找直接产生夏商王国文明的考古学文化，是实施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的关键。田野考古揭示，河洛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就是夏文化的母体文化。
学术界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中，由于辽西红山文化、江浙等地良渚文化的考古新发现，一种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的多地区、“多元”学说比较流行，而河洛地区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的关键性作用却被忽视。我认为，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文明在学术概念上不是等同的，不能因各地考古学文化的不同就推导出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的“多元”。有的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反映出从史前向“文明”的过渡，甚至从中还能看到文明的形成、国家的出现，但大多数考古学文化则是伴随着社会历史的“文明化”进程发展，被先进的考古学文化所“同化”、“融化”，也有极少数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趋于“石化”，近代的民族学资料可以提供这方面的许多生动例证。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的历史道路，也基本上遵循着上述历史发展过程。
在中国古代历史的“文明化”过程中，在不同地区的不同考古学文化社会群体，基本在相同时期或稍有先后进入“文明”时代，形成“万邦”、“万国”的局面。但是这些“万邦”、“万国”，是否即真正具有科学意义上的、数以“万”计的“国家”，这还是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重大学术课题。作为科学常识而言，这些“万邦”、“万国”对以夏商王国为代表的华夏文明的影响不可能是等同的，进而言之，即使当时的“万邦”、“万国”文化对河洛地区的夏文化产生影响，形成于河洛地区的夏文化及华夏文明也不可能是河洛地区以外的“文明”所造就的文明。
这是因为，不断发现的考古新资料说明，夏文化产生于河洛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也就是说夏文化基本上是河洛地区“土生土长”的考古学文化。我们承认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都对同时期及其后的中原地区、河洛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发展产生过程度不同的作用，但是河洛地区古代文明的形成与早期发展的源头，只能是河洛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而不是红山文化或良渚文化，更不是中原地区以外的其它考古学文化。因此，我们以为，从探索中国古代文明形成源头来说，夏文化直接渊源于河洛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从对夏王朝以后的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而言，河洛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夏文化是孕育华夏文明、中华民族文化、汉文化的核心文化。
作为地域文化，目前，虽然给“河洛文化”下一个严格且准确的定义还比较困难，但大体可以这样描述:河洛文化就是在黄河与洛水交汇的中原地区，导源于远古，产生于夏商，成熟于周代，发达于汉魏唐宋，传承于其后历代的文化，它既包括以农耕经济为中心的物质文明，也包括由此产生的政治、经济、习俗、心理等在内的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
关于河洛文化的特点，不少专家对其进行了概括，如根源性、原创性、辐射性、开放性、包容性、厚重性等。其实，作为地域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湖湘文化、岭南文化等，何尝没有上述特点呢！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窃以为河洛文化最突出的特点主要是内容的元典性、内涵的核心性以及传承的连续性。
首先，就内容的元典性而言，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根源性。史料研究表明，河洛文化在整个中华文明体系中具有肇始与母体的地位。思想史学界认为，公元前8—4世纪前后，东西方共同出现了一个奇特现象，即所谓的“轴心时代”，诞生了一批贤哲，如苏格拉底、老子、孔子、释迦牟尼等。
而河洛文化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与成熟的，不论其反映的史前文明，也不论其对有文字记载以来文明的论述与概括，都充分体现了时代精神，而且具有跨时代的超越性，如天与人、变与通、中庸与和合等，至今仍被人们称道或借鉴，以至成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与自觉。
二是原创性。河洛文化中的诸多文化元素，不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道德、法律、逻辑，也不论各种官方或民间的制度建构、传统习俗等，均对构建整个中华文明体系发挥了筚路蓝缕的开创作用。同时由于河洛地区处于“天下之中”，长期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因而其辐射能力极大，辐射范围极广，影响能力极强，从而使很多地域文化都刻烙下了河洛文化的印记，具有河洛文化的某些特征。
其次，所谓内涵的核心性，也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基础性。在中华文化形成的过程中，河洛文化长期处于主体与主干的地位，虽经民族融合，百代发展，其基本理念一直是贯通的。比如农本理念，天人理念，民本理念等，虽然唐宋明清历代面貌有异，外延不断拓展，但其万变不离其宗，其内涵仍是三代时所形成的初始理念。
二是终极性。在中华文化中，不论哲学本体、人的价值观，也不论人的宇宙观，都涉及到人、自然、社会三者的关系，它要解决或解释的是人在发展中如何处理与自然、与社会的内外矛盾等一系列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最后，何谓传承的连续性？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如上个世纪20年代河洛地区发现仰韶文化，之后又在甘肃发现了马家窑文化之外，30年代中期，考古学家在长江下游太湖流域发现了良渚文化，30—80年代，在四川广汉县发现了三星堆文化。80年代初，在辽河上游流域发现了红山文化。然而令人不解的是，灿烂的良渚文化、红山文化是从哪里来的，又是怎样向下传承的？由于上下文化的中断，目前尚是一个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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