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足鼎立”的泡沫
现代化理论家赋予的“现代化形态”观点认为，富有现代性的东西是一个相互促进的完整体系，经济进步、社会发展、政治变革不是此消彼长，而是共同繁荣。三者的关系正如图一所示的三足鼎立式。图一的逻辑框架似乎符合逻辑推导规范，看上去并无破绽。殊不知，现代化的三种元素的良性循环只是人们的一厢情愿，政治发展自身具有独立而另类的逻辑。
本书作者立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于第三世界舞台的政治现状，从宏观上论述不同类型的国家走向政治现代化道路遇到的种种问题。作者直接挑战上述现代化理论家的观点，并提出了强大政府论，又称政治秩序论的学术观点。简单的说，就是要根除现代化过程中政治的动荡与腐朽，必须推进政体的机构化、制度化，缔造和巩固政党，建立起强大的政府。
现代化往往意味着经济利益和社会结构的复杂化。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经济的发展，集团的分化，利益的冲突，价值观的转变以及政治参与意愿的提高，这些急剧的变化远远超过了政治体制的承受能力。当社会动员程度超过政治机构发展程度时，新的社会阶层与利益集团发觉自己政治参与的途径遭遇体制的堵塞，于是“霸王硬上弓”导致社会“普力夺主义”的状况，军事政变、社会机构的普遍政治化、软弱和无效的政府并存着，共同构成压垮社会政治秩序的“稻草”。
该书提到政治现代化最关键的三个方面虽然可以被定义为权威合理化、结构离异化与参政的扩大化，但这三方面实际上只是政治现代化的目标和前景，停留在理论层面，其背后隐藏的是实践上的社会和政治混乱的动荡的过程。现代化在现实中总是意味着传统政治体制的变革或解体，但并不意味着之后就会顺其自然的建立现代政治体，反而可能带来政治衰朽与动乱，而动乱衰朽的根源并不是这些国家的贫困与落后，而是现代化进程中日渐膨胀的致富和发展的欲望。渴望与指望的落差常常使人们群情激愤，并把矛盾焦点和注意力从日常生活转移到当政者和现行政治体制上。
“普力夺”的政治狂欢
新兴的社会阶层政治参与意愿的增强，社会动员的扩大，带来急需疏泄的政治热情。但是政治体制的制度化程度却落后于社会成员对政治参与的程度，引发与公民秩序脱节的“普力夺主义”式政治狂欢。在普力夺社会，不同的社会势力根据各自的利益、借助它们各自的方式直接在政治领域里进行活动，尤以军人干政最为普遍，社会缺乏政治共同体，个人利益站在公共利益的绝对对立面，没有权威的机构、没有公认的程序、没有协调的领袖，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对于社会成员的约束失效。它是落后的政治制度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动员的双重冲击下，在国家政府权威合理性逐渐瓦解和公民觉醒要求扩大政治参与的双重压力下，诞生的一种阶段性政体。几乎所有第三世界国家都要经历它，我国也不例外。
根据亨氏的理论，激进普力夺制度到群众普力夺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其演变是随着政治活动的重点地区由城市逐渐转移到农村，即城市突破和绿色起义的逐渐深入。在我国，当时的国民党是大地主大官僚的代言人，忽视农村的发展与政治参与，没有起到领导绿色起义的作用。与之相比的是，中国共产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的发展战略，动员农民和工人阶级参与政治斗争。从群众普力夺社会段到公民秩序需要多种条件的复合作用，其中最重要的是必须将城乡利益有机地融合，中国共产党正在努力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障碍、加快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脚步；其次，变革者需要有自己强大的武装并且能实现从军人到制度建设者的过渡，即建立起新的有效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从“南昌起义”到“听党指挥，能打胜仗”通，过艰苦卓绝的战斗和自身建设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并使之发展成为中国最强大的军事势力，并且把自身有效的组织原则扩大到政治制度领域。综上，中国共产党得以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制定了比较有效的政治制度，建立起了强大的政府。
“馅饼”or“陷阱”的经济困局
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促进政治发展，但不必然导致政治发展。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复杂而多元的，因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有所变化。它既可以成为政治稳定的“馅饼”，又可以成为政治动乱的“陷阱”。
首先在现代化进程最激烈的阶段，腐化就会广泛的蔓延在官场。社会、经济迅速的现代化，带来价值观的嬗变。然而不分青红皂白的把传统社会的历史积累的价值观弃掷后，现代化价值观又没有站稳脚跟，导致了社会价值规范的青黄不接。社会中的个人依凭个人或小团体价值办事而不是社会统一价值，各种钻空子现象便鱼贯而出。新的财富来源催生新的经济利益阶级，但是他们却因为政治流动体系的僵化不为政治体制所容，被动地选择通过不正当不合法的隐晦途径去争取腐化的政治利益。资本家和政治家私下结合、各取所需，“金钱政治”应运而生。这些现象显然使经济和社会生活规则受到破坏，法律执行效率降低，社会公平得不到应有保证，分散政府对自身职能的专注，带来的消极后果非常明显:一是政府功能的畸变，造社会功能的紊乱；二是政府功能的失效与社会生活的失序。
其二伴随经济的增长是不断扩大的不平等，大多数人并不能从经济增长中受益，它所带来的好处仅仅属于少数人或被少数人垄断，而大多数人却在承受增长所付出的代价，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就会种下社会动乱的种子。因为“在所有情况下，我们总是能在不平等中找到叛乱的起因”，因为“经济不平等一旦转变为政治不平等就成为罪恶”。在贫富差距存在绝大鸿沟的社会里，正规的利益表达很可能是由富人掌握的，而穷人要么保持沉默，要么是时而采取暴力的或激进的手段来使人们听到他们的呼声。这种不平等还体现在强势城市和弱势农村之间。现代化尤其是工业化把城市发展带来的成本转嫁给农村地区；把发达地区的发展成本转嫁给落后地区，造成城乡成为同一社会政治体系的对立面。正如亨廷顿所说:“现代化带来的一个严重的政治后果是，它造成了乡村与城市的差距。”它是这些国家不安定的主要原因，是国家整合的主要障碍之一。
其三在经过持续的经济增长后，如果经济陡然走向下坡路，往往就会爆发革命。这种观点的直接例证就是法国大革命前夕的经济回潮。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写道，:“社会动乱往往并不是发生在经济长期停滞和落后的国家，而是发生在经济迅速增长后突然出现的那个拐点”。法国大革命也确实并非发生在法国经济最困难、最糟糕的时候，也不是发生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们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它恰恰发生在法国经济经历了路易十六统治的最繁荣时期。大革命的主要发源地出现在与革命反抗最激烈、时间最长久的地方，恰恰也是当时社会发展进步最明显也最繁荣的地方——巴黎。由此看来，社会动乱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反而最经常的情况是，社会经历了长期高速增长之后突然出现经济危机。毋庸置疑，没有任何东西能比经济增长对一个以政绩作为其合法性来源的政党与政府更重要。当经济经历长期快速增长之后，如果突然出现拐点，就极易引起公众期望与指望的“堕距”心理，从而引起公众不满，对政府的公共政策及执政能力产生怀疑，出现合法性危机。
质疑与反思
此书在使现代化理论寿终正寝、取得一定理论架构成果的同时，也限于时空、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本书写作于1968年，作者之后著作中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东亚奇迹、苏联解体还未发生。正如作者所说：“历史由于其辩证主义的存在总是向社会科学理论提出挑战”，之后的有些事变恰恰冲击和削弱了作者的论断。其中的一个代表事件便是苏联的解体。苏联在作者所谓的“共产党专政”下纵使拥有一个强大的政府、政治机构健全，却还是走向政治的衰微局面，这一方面从理论上说明了政治衰微不能仅仅归咎于政治制度化的欠缺，还说明合法性与政治秩序对政治发展是同样重要的基础，苏联的威权主义体制相比于民主化的前期制度化程度虽然更高，但是由于其合法性的薄弱最终还是面临政治解体的悲剧，打破了亨廷顿关于政治秩序与民主不一定相互依存的理论观点。另外，本书中有关强大政府与威权体制、个人独裁的界限仍待进一步划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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