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性格的形成的因素有很多，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地理环境，宗教信仰等都是影响着这个民族性格形成的重要因素。地理环境对俄罗斯和中国民族性格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俄罗斯地处高纬，大陆性气候显著，气候条件不佳，大部分地区冬季漫长，严寒，干燥，夏季短促，温暖。正是这样极端恶劣的气候，促生了俄罗斯人性格中的“极端性”特征，又由于俄罗斯地处内陆，幅员辽阔，地跨亚欧两大洲，是东西方交流联系的纽带。特殊的地理位置在俄罗斯民族性格形成的过程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从而造它的性格有东方特点又具有西方特点，这也是造成俄罗斯民族性格两面性的重要原因。相比俄罗斯而言，中国地处东方，中国的民族性格完全是东方性格，同时中国气候相对温和，有漫长的海岸线，每年有温暖湿润的东南季风登陆，带来丰沛的降水，气候温暖怡人，这温暖的气候也造就了温和善良的中国人，这漫长的海岸线、奔涌澎湃的大海铸就了中国人包容万物、海一般博大宽广的心胸。中国自古地处东方，身为东方大国，古时东方文明的中心，庇护着周围许许多多的小国，而为了显示大国风范，对待周边的小国多是忍让包容。这些因素共同促生了中国人“包容”的性格。
宗教在俄罗斯和中国的民族性格形成过程中的有着巨大的作用和影响。在西方有一句谚语：英国人和美国人爱谈论体育运动，法国人爱谈论女人，而俄罗斯人爱谈论宗教和上帝。信奉东正教的俄国人在宗教品格上的虔诚令人叹为观止，因而他们有了“上帝使者”、“上帝追随者”等称呼。东正教对俄罗斯人深入骨髓的影响，使大多数俄罗斯人更加相信宿命论、神秘主义和乌托邦。这就造就了格外感性的俄罗斯人，表现在生活当中就是格外的情绪化，而情绪化过度的表现就是极端，所以东正教在俄罗斯民族性格的“情绪化”和“极端性”特点的形成过程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的宗教不像俄罗斯那样的单一，历史上存在着众多的宗教，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有三个，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三教”——儒、道、释（佛教）。儒家并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但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上，于中国的思想界它无疑占据着统治地位。儒家主张“中庸”，但同时也主张“以民为本”。经过两千年的漫长岁月，儒家、道家和佛教的中庸、包容和变通思想已经根植于中国人的性格当中。
从历史因素来讲，俄罗斯最早叫古罗斯，那时候的莫斯科、图拉叫公国。后来是持续了很长时间的农奴制，由沙皇统治。后来经过漫长努力，农奴制废除，但名亡，实却存。十月革命，推翻沙俄。中国，是儒家文化贯穿始终，战国后极度衰败，北宋复兴。参考一下和儒学思想有关的文献。朝代更迭迅速，但从来没有断了文化的血脉，像文字，我们用了几千年。
从政治角度来讲，俄罗斯人崇尚铁腕式的强权统治，以强权来追求强大。纵观俄罗斯历史，我们就可以证实这一点，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二世都是备受俄国人推崇的历史人物，而他们在施政方面具有着共同的特征，他们都是强势的代表，对内以其强权、铁腕手段大刀阔斧的改革，对外则是以强横的武力四处扩张，他们无一例外的获得了成功。不仅是他们，前苏联社会主义的开创者列宁和继承者斯大林也都是这样的铁腕人物。列宁完全以暴力手段建立起了苏维埃政权，为俄罗斯民族的振兴创造了机遇，而斯大林则继续以强硬的手段施政，力图将俄罗斯的一切梦想付诸实现。从这一系列的历史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出俄罗斯的杰出领袖们在政治和外交方面极端强硬的态度和铁腕的政策，而这些人物在俄罗斯都是备受推崇的，他们在俄罗斯人心中的地位都是崇高的，这从一个侧面也表明了俄罗斯人在一些事的处理上崇尚极端的处理方法。中国的政治统治和俄罗斯恰恰相反，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崇尚“中庸”治国、“柔道”治天下，在无声无息间，潜移默化的达到天下大治。历数历代的明君尽皆如此，汉光武帝“柔道”治国造就了“光武中兴”；唐太宗以民为本，呈现“贞观之治”；而与彼得大帝同时期的中国康熙皇帝更是以“中庸”治天下，于大臣朋党之间扶持、削弱、左右逢源，维持其臣子间的实力均衡，自身高居其上，皇权稳如泰山，把中国君主政治上的驾驭之道演绎的淋漓尽致，成就了帝国落日前最后的光辉——“康乾盛世”。现如今中国仍然保持着一部分古代的优良传统，外交上表现尤为突出，自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就于国际上声明中国永远不称霸，在处理国际事务中求同存异、和气待人，但不失原则，凡是恪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国家，中国均以诚相待。这中庸、包容的思想使中国在国际上得到了更多的支持和赞誉。在国内中国政府更是致力于构建和谐包容的社会环境，实现和平崛起和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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