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
阿来的成名作《尘埃落定》。
“中国一两百年没有好作家、好作品的时候多的是”“余秀华的诗是来自底层社会的生命痛感”“不为屌丝写作”，因一部《尘埃落定》而闻名的作家阿来，说起话来，充满了四川人的麻辣味。
阿来说，他不用当下流行的社交软件，不读网络文学和微信的心灵鸡汤，为的是保持与纷繁外界的距离。年近花甲的他，甚至不大看小说，一个人去老家山区采风，开始研究地理、地质、植物、大自然等。
“尘埃落定，万事已成”，也许正是他对现状的一种姿态。
文、图/广州日报记者 杜安娜
见到阿来时，他正要去参加文联代表大会。一向着装休闲的阿来在行李箱中准备了一件参会时的西装。这是阿来成名之作《尘埃落定》发表的第十八个年头。
修炼文学的必经之路
他的身份已从高原的文学青年成为四川省作协主席。虽然他毫无忌讳地说，“这个作协主席就是个虚职”。
但这一身西服穿上身，那个穿着藏袍写诗歌写小说的青年已有些遥远。
在阿来的故事里，文学青睐的是远离尘嚣的人。藏族青年阿来读完初中后，成为“知识青年”，成为村寨里一名拖拉机手。
几年后，恢复高考。阿来盼望着外面的世界，然而，造化弄人。他只考上了本州的一所师范学院，毕业分配到了比自己村庄还远的偏僻山寨。
去山寨的路，山高水远，要汽车转骑马，或步行三天。每人两匹马：一匹装行李，一匹用来骑。“不过我带了太多书，所以一匹马运书，另外一匹拖行李，我就只有步行”。阿来第一次就是用两条腿“翻阅”了海拔四千米以上的雪山，到达没有公路的偏僻之地。
这一经历，正是他修炼文学的必经之路。在寂静的夜晚，阿来沉浸在一个只有文学和心灵的世界。
阿来在山村学校呆了不久，就被调到通了公路的中学，接着又调到县中学。
20世纪80年代，初入文坛，在阿来看来，当时中国诗坛，正是“山头林立、主张与理论比情感更加泛滥的时期”，他沉静内敛的性格透着拘谨，他极少参加热闹的诗歌活动，也没什么流派。他意识到自己与当时的喧闹格格不入。从内心来说，他觉得自己不是文学速成的材料。
于是，他走向了群山，走向了草原。开始了在阿坝故乡广阔大地上的漫游，用双脚，也用内心。这构成了他小说和诗歌创作的基调。
漫游之后的《尘埃落定》
几年的诗歌生涯，让阿来觉得自己情感在不断重复，于是果断停止写诗，开始转向小说的创作。当时的阿来，是阿坝州文化局一本文学杂志《新草地》的编辑。
他踏入小说界的时候，并非一个好时机。在他之前，韩少功、马原、刘索拉等人的“新潮”小说推陈出新，小说“高烧”已退了不少。阿来一直认为这是他文学的低谷，那时创作的小说，并没有达到他预期的反响。
1989年，阿来三十而立。这一次，他再次决定出去走走，翻过雪山，漫游若尔盖大草原。行走了两个月，阿来说就是感受自然。
漫游结束后，他再次起步。
1994年的5月，“我坐在窗前，面对这不远处山坡上一片嫩绿的白桦林，听见从村子里传来的杜鹃啼鸣声……我打开电脑，多年来在对地方史的关注中积累起来的点点滴滴，忽然在那一刻呈现出一种隐约而又生机勃勃、含义丰富的面貌。” 于是，《尘埃落定》的第一行字便落在屏幕上了。
五个月后，小说完成。有了这本小说，世人认识了阿来，不过，是在小说完成四年之后。
“无人问津”的成名作
在小说“落定”出版前的这四年，阿来四处投稿，却无人问津。
不过这四年，阿来并没有为小说出版的事郁郁寡欢。1997年，他离开了生活了将近40年的阿坝高原去了成都。开始在一本科幻杂志做起编辑来。这件事，让阿来看到了自己的商业潜质。
从策划、组稿、营销、活动，推广，不到一年时间，杂志办得有声有色，很快成为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科幻类杂志。他回忆，当时自己是怎样做读者问卷的：凡是写反馈意见的，一人赠送一件T恤。这似乎成为互联网时代，线上线下活动同时进行的雏形。
无论是文学还是商业上的成功，都没有让阿来端起架子。只是说到文学，他会马上陷入一种严肃且认真的状态。
冲冠一怒的作家
《尘埃落定》后，阿来也没有完全停下写作。只是中间有近十年时间的沉寂，直到2005年，他的《空山》出来，才打破了这种沉寂。有人评价，《空山》与《尘埃落定》可谓阿来艺术思想上的双峰，虽然这本小说，终究没有达到《尘埃落定》的知名度。
四年后，他又推出了《格萨尔王》。2014年推出《瞻对：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
虽然作品不断，但阿来后来成为焦点的原因，却并不是作品带来的。
一次是因为中国作家富豪榜排名引起的。名列榜单第21位的阿来直接用“无聊”来评价：“我们不谈一个作家在文化、思想上的贡献，而是去谈他挣了多少钱，是本末倒置。”
还有一次，阿来用8年时间完成的作品《瞻对：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参加鲁迅文学奖评选，最终却只得了零票。
一向温和儒雅的阿来冲冠一怒，通过媒体发布了他的书面抗议。这一炮轰，直到现在依然硝烟未散。
对话
一个需要致幻剂的年代
广州日报：你觉得自己的创作周期有多长？
阿来：我希望尽量长一点。75岁之前还能写，而且写得好。所以我锻炼身体，储存耐力。
广州日报：你后期的作品并没太受欢迎，会不会受到打击？
阿来：不会，文学有两个功能，一个是认知的，一个是逃避的。
过去我们的观念是读小说认知自己，认知社会。但现在文学的主流不同了。现实太沉重，压力大，大家想从现实中逃出来。
读者会说，“我要读轻松的东西。你还把当时果戈里写的小人物的悲哀给我看，我不干。我要读金庸。读的时候，我是梅超风，我是韦小宝。”
今天玄幻也罢、穿越也罢，提供了逃避的可能。当然也不是所有人不要（严肃文学），不然我们就没有读者了。
广州日报：会不会因此失望？
阿来：这是一个需要致幻剂的年代。我从不相信雅俗共赏。不管怎样，我的书还可以卖几十万、一百万。有一帮人总是在读我的书。只是在消费主义年代，他们的声音不被人听到。或者说，有些人爱说话，另外一些人就不爱说话。
谈文学
“我不要屌丝”
广州日报：你一直反对网络文学这一说法？
阿来：我不知道网络文学怎么定义。去国外，人家也觉得奇怪，为什么有网络文学之说。你随便打开一个App的读书频道，“闪婚甜妻：老公，安分”“夜夜缠身：邪王，宠宠”“神秘老公，太危险！”看到这些标题，怎么评价？
广州日报：现在很多鸡汤文，比如比较火的咪蒙？
阿来：没听说过。
广州日报：有人说得屌丝者得天下？
阿来：我不要屌丝。读者是我的朋友。我不为读者开书单，因为读什么书，就跟谈恋爱一样，要去找。比如少年、少女读读《挪威森林》，我觉得还不错。
广州日报：有人会比较担忧文坛的未来发展？
阿来：嗨，我们打开中国文学史，一两百年，没有好作家，没有好作品的时候多的是。文学自有它发展的规律。
谈读者
少数人喜欢我就行
广州日报：您的读者都是怎样的人？
阿来：年龄不说、学历不说，应该说美学的教育水准相对高的。他们是愿意面对今天社会的现实，有所批判，有所警觉。我接触过很多，都是生活不太坏的人。
广州日报：很多人会觉得文学的姿态太高？
阿来：我从来不考虑很多人，很多人就是个屁。很多人对我是不存在的。很多人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做的是我，一本书我写出来，还有人肯定不是很多人，是少数人喜欢我，我们在一个空间里就足够了。我从来不相信很多人。
广州日报：您觉得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吗？
阿来：当然，我们从纯物质层面上解脱出来，就是文学帮我达到的。就是审美创造让我达到的。
谈余秀华
不应用“约炮”炒作她
广州日报：你怎么看余秀华的诗？
阿来：我读过，而且读得不少。不谈诗歌技巧，她的诗非常真切地反映了来自底层社会生命的痛感。
广州日报：喜欢她的哪些作品？
阿来：比如余秀华的《我养的狗，叫小巫》。
晚上她和她老公在饭桌上吃晚饭，喝多的老公骂她，嫌她是个瘫子。就说在北京打工的时候，晚上和女人们跳广场舞，他看上一个屁股很大，而且屁股能摇的，告诉她和那个人好了。
广州日报：你曾说不希望把余秀华现象上升到一种公共事件？
阿来：在媒体传播中，可能都说到她的“我要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但是，这把它真正的价值淹没了。
手记
“一个乐观的悲观主义者”
年近花甲的阿来，每年都会花几个月的时间到老家的山区采风，就是一个人，背着摄影器材、帐篷、炊具……这些年，他也不大看小说了，开始研究地理、地质、植物、大自然，进入到“格物”的阶段。随身带的也是约瑟夫·洛克的地理作品。
在阿来身上，可以看到一个现代作家对当代文学和文坛的复杂情绪。他一方面说，自己并不是为“很多人”去创作，“很多人”在他看来，是不存在的。他觉得能跟他产生共鸣的本来就是“少部分人”，只要有这些人，他也满足了。
另一方面，他并不认为自己爬到文学的象牙塔上，脱离了生活，由此而成为一名愤世嫉俗的“战士”。他觉得自己能在既有现实中安身立命，人生觉得很丰富。
有时，“严肃派”的阿来，也会冷不丁来几个冷幽默。不失时机地来几句自黑的冷幽默。在几所高校写作班任教的事，阿来慢慢说道，“就是一阵瞎讲，把他们都教会了，我怎么办？”
阿来说，自己是一个乐观的悲观主义者，悲观是因为，百年之后归为尘土，功名都与己无关；乐观的是，在短暂的生命里能做点满意的事。实际上，这或许也是他不喜不悲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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