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李安新片《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这部电影则遭遇了票房和口碑的双重滑铁卢。该怎么理解李安的这部电影以及它对美国到底意味着什么?
李安:被消费的英雄主义
很多人批评“120帧”技术并不适用于表现“平淡的故事”,但其实,李安想表达的是一种情绪,是那些处在战场和社会尴尬交错地带的年轻大兵的惶然失措的情绪状态。
对战场的回忆和“中场秀”交替出现。
在美国历史中,伊拉克战争与越南战争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两场战争都被认为是“不必要且损害巨大”的战争,都耗时甚久,都在美国国内掀起了巨大讨论。其中,越南战争被称为“美国之泥潭”,是美国迄今为止被牵扯时间最长、付出代价最大、目标和利益最不明确的一场战争。
即便是现在,仍然有非常多的人在思考越战的起源——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一个毫无战略价值的小地方(甚至大部分美国人都无法从地图上找出来越南),成为牺牲美军数十万人、打了十几年却仍旧打不赢的梦魇?仅仅是因为冷战吗?是因为意识形态吗?
这种反思也激发了电影界的创作。自从二战结束后,美国战争片的创作大致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赞美英雄主义的电影,代表作如《拯救大兵瑞恩》;另一种则是批判战争的作品,特别是批判越战,如好莱坞著名导演奥利弗·斯通拍摄的《越战三部曲》(《野战排》、《生于七月四日》和《天与地》)与《阿甘正传》。
在《拯救大兵瑞恩》中,由汤姆·汉克斯所饰演米勒上尉带领着八人敢死队,为了拯救瑞恩身陷绝境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影片在赞美战争英雄的同时也在反思“人道主义”的两难性问题。
《阿甘正传》
在《阿甘正传》中,同样是汤姆·汉克斯饰演的阿甘则参加了越南战争。阿甘在军队的上尉泰勒和《生于七月四日》中的汤姆·克鲁斯一样,都是一位“失意的战争英雄”:他们军功卓著,但却在战后受到来自经济上、工作上和家庭上的种种压力。
约翰·肯尼迪总统那句“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而要问你为国家做了什么”所点燃的爱国主义激情早已被越战和美国国内的“反主流文化运动”消解殆尽。如同上尉泰勒和汤姆·克鲁斯所扮演的柯维克,李安电影中的主角——比利·林恩也遭遇了严重的PTSD心理病症(创伤后应激障碍)。
我并不同意美国主流媒体和观众对这部影片的看法(模糊的反战立场)和低评价(烂番茄上评分4.9)。这部电影是李安尝试在美国传统的两大战争片类型的传统之上创新的产物。虽然率先运用了120帧的技术,但是李安并没有把它炫技般地应用在对伊拉克战争的描绘上,而是用它来将观众带入林恩的内心——那个对美国社会充满惶恐和失望的内心。
在新电影中,李安不再讲述英雄主义的故事,也摒弃了批判战争的立场,他透过一个“意外的国家英雄林恩”,来展示出美国大兵与美国社会之间极为紧张的关系和尴尬的处境。《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剧照,球场老板看中的是林恩们的商业价值。
在林恩和他的队友短暂回国的期间,他们梦幻般地遭遇了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人物:经纪人、商人、美女啦啦队员、对他们持不同评价的普通公民和与他们发生冲突的普通工人等。
在战场、球场和家庭这三个场景的不停切换中,林恩们的尴尬之处也逐步显现: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理解他们的经历和痛苦,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欲望和需要来塑造和利用着这些美国大兵们。他们之所以回国来参加这个“中场秀”,是因为国家需要利用他们来完成爱国主义教育工程;经纪人和球场老板看中的是他们故事的商业价值;林恩的姐姐想用亲情保护弟弟的生命,但却不理解弟弟的理想;美女啦啦队员对林恩的爱情更像是荷尔蒙冲动和追星热情的混合物;而与他们在球场殊死搏斗的装修工人,则是他们在战场上用生命来保护的美国公民。一切就是这么讽刺。林恩的姐姐想用亲情保护弟弟的生命,但却不理解弟弟的理想。
林恩真实地意识到,自己作为所谓的“英雄”,其实是在被这个商业时代中的各色人群消费着。他完全无法适应这个秀场,所以他只能重新回到那个战场。
美国梦的幻觉与破灭:战争、大选和逝去的理想
在中国,11月11日是消费主义的盛宴。在美国,则是退伍军人节。以前,有句被说烂了的文艺名言:老兵不死,他们只是慢慢消失。事实上,英雄和理想在当今的时代变成了奢侈品,而我们这个时代的奢侈品是爱马仕和LV。
影片中的球场老板让我联想到美国大选中的特朗普。商业传统一直都是美国最强大的立国传统之一,而在经历了消费主义和技术革命的洗礼之后,商业似乎成为了社会中最重要的底色:一切都可以被估价和交易。影片中的石油商人和球场老板把战争和英雄解释为纯粹的生意,这令大兵们非常愤怒。然而,讽刺的是,他们愤怒的理由是他们的价值被低估了——如果老板给足了每个人十万块钱,或许会是个欢天喜地的结局?这也揭示出一个更悲哀的事实:在潜意识层面,大兵们其实接受了自己终将被物化和被消费的商业逻辑。而在历史上,美国最重要的立国传统其实是理想主义。国父们不顾身家性命投身革命,更重要的是为了一个Ideal(理想)的实现。他们希望在新大陆上开辟一个不同于旧帝国的新的共和国,能够带给人们更自由和更幸福的生活。在狂飙猛进的消费时代,理想竟是如此的奢侈和廉价。
李安的新作无论是在技术还是内容上都做出了突破性的贡献:他试图回答斯皮尔伯格和卡梅隆提出的“电影已死”命题,用全新的观影体验将观众拉回电影院;内容上,李安自言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揭示这个国家历史进程中的错位和尴尬之处。李安坦言自己成长于台湾的戒严时期,那个时候对美国充满了向往。但当他用电影对美国的历史进行了探索之后,他发现美国已经陷入了“中年危机”:越战时候的美国虽然也糟糕,但年轻人生气勃勃,国家像个青少年;而七十年代消费文化的兴起已经使美国越来越像一个顾家的青年;经历了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则如同一个茫然失措的中年人,在重重压力之下步履沉重。
李安说,他也不知道未来会通向哪里,解决问题的答案是什么。或许,答案都要靠我们自己去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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