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洞明，人情练达，这是一句熟语，但其实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拿来自况的。凡庸如我辈只得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接触到生活的某个小侧面，或许毕其一生都没有太多的机会去接触更全面、更深刻的生活面向。
我想詹宏志是少数有资格谈论阅历的人。他是华语文化圈少见的千手神通：侯孝贤《悲情城市》和杨德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策划监制，台湾城邦出版集团的创始人，滚石音乐的前总经理，台湾第一家互联网媒体《明日报》以及今天台湾最大的网购商城pchome的创办人，此外他还写了超过二十本书，参与策划、编辑过的报章杂志更是数不胜数，难怪罗大佑开玩笑说詹宏志的各种名片加起来完全够得上办一次名片大展。
我也早就听闻各路大神对詹宏志揄扬有加。朱天文毫不犹疑地肯定他是“当代极少数能写明朗文章的人之一”，拥有一种能将纷繁多歧的世相拆解疏通的通达本领；梁文道每回说起詹宏志，都一脸肃穆诚恳，形容他有“百科全书般的知识配备与无线电望远镜似的敏锐触角”；而第一本书由詹宏志亲任编辑的马家辉，则不止一次跟我提及詹宏志对他那整整一代港台青年文化人的影响，甚至说他们当年都有意无意模仿詹宏志的说话腔调；哪怕向来少有夸许的阿城，我都几次亲见他论及这位老友时的叹佩之情。
但实话说，直到年初在苏州诚品书店，为詹宏志的新书《旅行与读书》宣传站台，当詹宏志真的出现在我面前的那一刻，我都不太能把那些花样百出的头衔与各路大神的夸赞和他完全对应起来……因为，头发微微有点散乱，背着一个双肩书包，脚蹬一双运动鞋，在书店里东张西望的詹宏志，一点都不像一个习见的“成功人士”，完全就是一个老大学生嘛！
是的，学生样，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让詹宏志与那些我们见惯了的商业领袖、文化大佬有所不同的话，我想恰恰是这份保持多年的学生样，书呆子范儿——生涩，腼腆，对知识世界的无比热诚，对未知事物的极度好奇甚或一点点信息恐慌。
就好比那天讲台上的他，厚厚的一叠稿纸，全程站立，讲到关节处还须搁下话筒，亟亟地要在这一叠稿纸中搜觅他做了批注记号的材料以飨听众。比起那些口吐莲花、游刃有余的文化大师，詹宏志的讲演没有作态，甚至显得有点手忙脚乱，有点不流畅。但假使因为这些而中途离场，那么也就错过了一堂扎实有料的文化课，抽象一点说，错过了人生一瞬中的惊涛骇浪。
不疾不徐的声调，看似东拉西扯的日常琐事，出于谦虚克制而隐去的人事因缘，使那些听惯了抖包袱式的文化讲座的听众多少有点不适。但就在平淡无奇的叙述中，会忽然闪跃出独特的詹式抒情。
他说，当年初入社会，拿到人生第一份薪水，既没有去享受大餐，也没有去交情馈遗，却忙不迭跑去外贸公司，跟老板商量是否能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求购一套《大英百科全书》。老板被这位怪怪的青年吓了一大跳，但半年之后，一套崭新的书越洋而来。
至今，我都没有告诉詹先生，听到这个故事时的感动。感动的不是他的求知之切，奇怪，我感受到的其实是一双向前看、向远处看的眼光，一份对于外面的世界的想象与渴望：页边的空白、装订的考究、纸张的颜色、质地和时间封存的气味，恕我妄猜，这些带来的不仅是知识的庄严，更是一种他所追求的世界的浪漫，一种远方的世界忽然近前而来的浪漫，浪漫中的浪漫。
而当一位读者提问“今天我们为何还要重读《鲁滨逊漂流记》”，詹宏志的回答是这样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鲁滨逊式的荒野绝境，换一个工作，换一间学校，或者换一地生活，那种陌生无援的处境与鲁滨逊也相差无几，这时就需要我们从一砖一瓦做起，开始营造、重建自己的文明世界。
我相信，作为一个创业者，一个很长时间里都必须逆境中求生存之人，詹宏志大概对这种现代社会里的鲁滨逊处境并不陌生。而我现在无端念及的，其实是他在上海的一家小书店闲聊时提及的他的父亲。
命运无常。从小渔村走出的他的老父少有颖悟，并且在日据时代得到非常珍贵的求学机会，但大时代的动荡不安，很快就将刚刚从社会底层艰难地探头而出的少年重新打压了下去。此前谙熟闽南话与日语的父亲，开始要学着跟南渡而来的浙江人、四川人、山东人、东北人、陕西人等等各色人打交道，开始要在各种方言、各种头衔、各种来路共同编织而成的社会网络中去重新发现自己的生存缝隙，这不正是另一个版本的鲁滨逊嘛——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个更艰难的鲁滨逊，因为鲁滨逊的海外孤岛相对来说还是静止的，而詹宏志的父亲则必须一刻不停地接受时代大潮的播弄与席卷。
我清楚地记得说起他父亲故事时的詹宏志脸上的表情——目光炯炯、认真、赞佩、无奈的微笑，以及替父亲感受到的委屈。尤其是那忽然射放的目光，恍如一根破空燃亮的火柴，像他曾经写过的那样，短短一瞬，照亮了长长的记忆甬道。
一直以来，都有很多人将詹宏志誉为“趋势大师”，佩服他早在大抵二三十年前就对时代潮流作出的几乎完全准确的判断。但在那家小书店，在聊起他父亲的那一刻，我恍然有点意识到，何以詹宏志会对时代归趋如此敏感。我并不觉得他的这种敏感只是单纯地出于一种商业直觉或是阅读观察的心得，在更深的层面，我相信是他父亲的半生劳苦，是时代跟他父亲开的玩笑，是他自己从底层奋勇跃出的人生经历，让他很早就意识到个人与时代之间存在着一种多么复杂、多么不公平的关系——没人能预判时代，我们只能依靠对时代航向一星半点的揣测去校正我们自己跟时代的距离。
时代欺人。
今夏八月，在上海书展的一次饭局上，座中有人请教詹宏志，新媒体来势汹汹，传统纸刊的编辑们眼看饭碗不保，未来究竟何去何从？
我记得他这样说道：“其实未来社会更需要好编辑，哪怕是便利店员，在陈列一件商品时，也都用上了编辑思维。只是我们今天对于编辑工作的定义恐怕需要有所更张。传统出版业的编辑是依靠一套既定的价值标准系统来处理工作，这时编辑工作的价值更多地在于筛选；而今天的编辑不仅需要学习筛选内容，更紧迫的任务或许是帮助产品加值，在潮来潮往的信息汪洋中，以最准确的眼光、最快的速度将一件产品的内在价值抉发出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是编辑工作没有前景，是旧有的对于编辑工作的观念需要调整。”
我不知道在座其他人怎么理解詹宏志的这段话。在我，唯其精警，所以几乎一字一句都记在了心里。笃定，那一刻的詹宏志，言谈之间透着一股笃定之魅。而这种笃定沉着的来源，或许并非完全是基于对未来的十足把握，相反首要的是对手头的工作有着通盘透彻的了解——对现在的迷失，对过去的罔视，往往才是对未来慌乱的原因。
真是凑巧，那天聚餐之处的左近正是詹宏志第一次来上海时居停的宾馆——静安宾馆。很自然地，他跟我们分享了自己最初的上海记忆，蜿蜒曲折的弄堂，拥挤狭小的居住空间，推门而出的乍生还熟的大陆亲人的脸庞，还有那个清晨六点就会径自拿钥匙开门进屋，边打扫边说“你们管你们睡”的旅馆阿姨……
这是记忆的天赋，这是观察的禀赋，但更因为詹宏志的眼里有人，有风景。有时我觉得他就像是一架连接两端的时光接收器，一边是暗淡的、闪烁绿光的记忆甬道，一边是有点扑朔迷离的、仿若有光的未来入口。
丢失过去的人是不完整的，回避未来的人也是不完整的。完整，是的，在我眼里，这是詹宏志最了不起的地方。
我知道今天是一个所有人都唯恐被人看不起的时代。我们在乎成就，忽略代价，尤其是那些看不见的代价，性格的代价，生活方式的代价。因此，当詹宏志跟我说他是四十年始终如一的书呆子，跟我说他无论多晚睡，四点必定准时起床看书的作息规律，跟我说他读书、藏书、用书的故事，这时，我眼里的詹宏志其实并非一个书呆子，一个工作狂——我看到的是一个人多年来如何小心翼翼地守护自己的生活方式，守护自己的爱好，守护自己的性格，尽量不被事业的成败、时代的转变、人事的聚散所影响，所破坏。
“我这辈子其实不曾跨过界，我都在用编辑的思维去做各种事情”，詹宏志说。我现在明白了，他说得对，他没有跨界。并非因为他始终以编辑的眼光衡世谋事，而是一个懂得如何葆有自己的人，一个懂得如何拒绝各种梅菲斯特之约的人，即便他做再多的事，这些事都不会成为消耗、瓦解甚至毁灭他的力量。相反，那些旁人眼里各不挂搭的事业最终都成长为四下伸展的根系，牢牢扎在现实的土壤里，潜滋暗长，为他那高飞的理想供给最充沛的营养。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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