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69年以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共颁奖50次，其中25次是单独获奖，19次双人获奖，6次是三人共分诺奖。80余名获奖者中，只有1名女性，她的名字是Elinor Ostrom，2009年获奖。迄今已经有81位杰出经济学家获此殊荣。研究宏观经济学领域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最多，共有九位。截止目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平均年龄67岁，最年轻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是肯尼斯-J-奥沃罗（Kenneth J. Arrow），他于1972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年51岁。而最年长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是里奥尼德-霍洛沃兹（Leonid Hurwicz）, 2007年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已经九十高龄，他也是所有诺贝尔奖获奖者中最年长的。
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北京时间10月8日17时45分揭晓，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201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Nordhaus）和保罗·罗默（Paul Romer），获奖理由是创新、气候和经济增长的研究。 奖金金额为9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4万元人民币。今年是经济学诺奖的第50周年。
获奖者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Nordhaus）及其学术贡献。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Nordhaus）：出生于新墨西哥州的阿尔伯开克，本科毕业于耶鲁大学，1967年在麻省理工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师从保罗·萨谬尔逊和罗伯特·索罗。从1967年起，他一直在耶鲁大学任教，并在1973年被聘为终身教授。 现任耶鲁大学惠特尼·格里斯伍尔德经济学教授和考尔斯经济学研究基金会理事。诺德豪斯教授在耶鲁大学主讲经济学原理课程。诺德豪斯是美国最有影响的50名经济学家之一，全球研究气候变化经济学的顶级分析师之一。诺德豪斯教授在许多研究领域的专业期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他的研究集中在经济增长的约束程度等领域。是全球研究气候变化经济学的顶级分析师之一。他极力主张从排放许可制度转向征收碳排放税。20世纪70年代以来，他发展了研究全球变暖的经济学方法，包括整合的经济和科学模型的构建（DICE 和RICE模型），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有效途径。他们主张应该把都市中的污染等经济行为所产生的社会成本从GDP中扣除；同时，加上一直被忽略的家政活动、社会义务等经济活动。第二部分：诺奖内容本次诺贝尔获奖的两个内容实际讲述了经济变化的始与终，通过构建解释市场经济与自然和知识如何相互作用的模型大大拓宽经济分析的范围。
保罗罗默内生增长理论部分。在经济学界，罗默的名字基本上是和“内生增长理论”联系在一起的。大约在1980年前后，罗默就开始对索罗模型存在的上述问题开始了反思——当时，他正从王后大学回到自己的本科母校芝加哥大学，开启在那儿的博士研究生生涯。经过了数年的思考，他对于增长问题给出了自己的解释。这个解释后来被写成论文《规模报酬递增与长期增长》（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于1986年发表在顶级的经济学刊物《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上。在这篇经典的论文中，下海经商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内生增长理论成为了宏观经济学，甚至整个经济学的显学。但令人奇怪的是，在内生增长理论风头最劲的时候，它最重要的创始人罗默却在这个时候逐渐淡出了学界。有一段时间，他很少发表文章，也很少在学术场合抛头露面。罗默去哪儿了？答案是，他下海了。
从1996年，罗默开始在斯坦佛商学院任教。或许是整天和来自商界的学生打交道，罗默内心的“企业家精神”被开始逐渐唤醒了。他发现，提供网上教学服务似乎是一个赚钱的商机，于是就开始花费精力从事这项工作。2001年，他成立了Aplia公司。该公司提供了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甚至生物学等各个学科的在线辅导，包括预习、复习、在线测试等功能。
对于这个提供“非竞争”，但却部分“排他”的知识产品的公司，罗默本人看来十分上心。在很长时间内，他放下了自己手里的全部工作，专心当起了公司的总裁。按照这样的故事走向，罗默看来会发展成为一名优秀的企业家。但是，他似乎又和大家开了一个玩笑——2007年，他把自己的公司卖给了Cengage Learning，结束了自己的企业家生涯，因为接下来他要开始忙另一件大事了。
罗默又要忙什么大事呢？他想做一个“疯狂”的实验，说服一些发展中国家拿出一些地区，建立“宪章城市”（Charter Cities），交给发达国家进行托管。据他自己在一次TED演讲中所言，这个疯狂的想法来自对香港的观察。他发现，香港这个城市由于复制了英国的一整套法规和经济制度，因此在很长时期内都得到了超乎寻常的发展。那么，香港的这项经验是否可以复制呢？如果制度是决定经济发展的关键，那么发展中国家直接接受发达国家的制度不就可以了吗？
罗默再次轰动学界，是在2015年。但这一次轰动，并非是因为他又提出了什么新理论，而是因为他写了一篇“吐槽文”《数学在增长理论中的滥用》（Mathiness in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在这篇论文中，罗默痛心疾首地表示，现在的增长理论中用的数学太多、太滥了，而对于逻辑性、思想性的重视则不足，与实证证据的连接也比较缺乏。有意思的是，在文中，罗默指名道姓地把好多位大师作为数学滥用的典型来加以批判，其中不仅包括诺奖得主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风头正劲的皮凯蒂（Thomas Piketty），甚至还包括自己的博士论文导师、宏观经济大师卢卡斯。正可谓弹无虚发、刀刀见血。
抛开那些师徒反目的八卦，其实罗默的这次吐槽是很有价值的。尽管这些年经济学的发展很快，但正如罗默所言，现代经济学可能花费了太多精力在形式化上，而忽略了对更为根本的、思想性内容的追寻。这种削足适履的发展显然是不健康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数学对于经济学来说确实是一个十分好用的工具，因此如何用数学、用好数学，恐怕还需要经济学家们根据自身的禀赋进行更好的权衡（trade-off）。
据说在2008年时，世界银行曾经邀请罗默出任首席经济学家。但当时的罗默正在致力于自己的“宪章城市”实验，同时帮助自己的老爸为奥巴马竞选连任，因此就拒绝了这个邀请。世行无奈，只得转而邀请林毅夫担任首席经济学家。不过，世行好像一直惦记着罗默。2016年，它再次向罗默扔出了橄榄枝。这次，罗默答应了。2016年7月18日，世界银行行长金墉宣布，罗默将接替考希克•巴苏（Kaushik Basu）出任首席经济学家一职。同年9月，罗默正式走马上任。与历位学院派的前任相比，罗默这位做过研究、经过商，同时又有狂野梦想的继任者显得更有棱角，也更能带给人们想象空间。究竟他能不能想世行的领导们当初预想的那样，更好地促进对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投资和研发投入，可能由于时间尚短，我们还不得而知。
诺德豪斯气候经济学部分。经济学的核心是实现有限资源的最优配置，追求资源约束下的效用最大化。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外部约束之一是其所处的自然环境，某地能源或矿产的发现带来繁荣，资源的耗竭又引发衰落，不同地区之间通过自由贸易交换资源，或发动战争掠夺资源。在讨论人与自然的关系时，经济学家更关注能源矿产等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典型代表如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而往往忽视自然环境承载力的有限性，低估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产生的不良后果。
近年来极端气候出现的频率不断上升，几十年一遇的灾害时有发生，其中一个重要诱因便是全球变暖，背后则是人类活动带来的大量碳排放。诺德豪斯致力于研究的问题是人类的经济活动如何影响自然环境，自然环境变化又将如何作用于人类社会，人类要怎样才能实现与自然的良性互动，具体表现为碳排放、气候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
气候-经济综合评估模型：经济活动与气候变化的交互影响。诺德豪斯对该领域的研究始于1970年代，当时科学家越来越关注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带来的全球变暖问题及其可能引发的后果。该领域属于交叉学科，自然科学可以查明全球变暖的前因后果，但缺乏对经济活动与政策制定的理解；经济学擅长于后者，但对前者无能为力。诺德豪斯集自然科学与经济学之所长，在索洛增长模型中纳入碳排放带来的全球变暖的负外部性，开创性地构建了一个关于全球经济-气候系统的简单、动态且量化的模型框架，即综合评估模型（IAMs），以研究经济活动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双向反馈循环。该模型框架能够模拟经济和气候在不同的自然、市场与政策假设下如何共同演化，进而在不同的全球场景和政策干预中做出最优选择。碳循环模块分析了全球的CO2排放如何影响大气中CO2的浓度，刻画了CO2排放如何在三个碳库（大气、海洋表面和生物圈、深海）之间循环。该模块构建了大气中CO2浓度的时间曲线。
气候模块分析了CO2及其他温室气体的大气浓度如何影响进出地球的能量流之间的平衡，刻画了全球能量收支随时间的变化。该模块构建了气候变化关键指标（全球气温）的时间曲线。
经济增长模块分析了经济主体如何运用资本、劳动和能源进行生产活动，描述了不同的气候政策（碳税或碳配额）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和CO2排放。该模块构建了GDP、社会福利和全球CO2排放的时间曲线，以及气候变化造成破坏的时间曲线。有助于将市场经济引向平衡社会成本与收益的合理碳排放水平。
诺德豪斯的政策主张：碳税和绿色GDP核算。诺德豪斯建议，解决温室气体排放问题的最高效方式是建立全球碳税机制。环境污染具有较强的负外部性，一国的温室气体排放进大气层，引发全球变暖，最终造成他国受损。环境污染的总成本并不完全由污染者自身承担，从而导致污染高于均衡水平，社会福利减少。政府需要通过征收庇古税来纠正负外部性，使用碳税或碳交易等政策干预抑制温室气体排放。诺德豪斯的量化模型为计算最优的碳税安排提供了条件。
认为人力资本、知识投资和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是内生增长理论的创建者。罗默在城市化研究方面提出“宪章城市”理论，认为制度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发展中国家可以香港为蓝本，辟出一块试验区，借用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将该实验区交给发达国家托管，并计划在洪都拉斯将该理论付诸实践，但因被质疑为“殖民主义”的新形式而未能实现。大家知道有这样的一句话吗，什么是第一生产力？我们都知道，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那么我们的罗默就是研究是什么决定影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我们的经济发展怎样来影响我们的科学技术。我们来看看他的观点是怎样的。
他在1990年发表的另一篇论文《内生技术变迁》（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中，罗默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在这篇论文中，他构造了三个经济部门：生产最终产品的部门、研发部门，以及生产中间品的部门。研发部门负责生产知识或创意（idea），并将其卖给中间产品部门，而中间产品部门则产出耐用资本设备并将其租给最终品生产部门以获得租金，最终品生产部门负责生产经济体重的最终产品。很显然，要让经济体的增长顺利进行，就要合理安排在三个部门中投入的资源，包括资本、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等。在这个框架下，就可以讨论很多政策性问题。举例来说，在这个模型中，研发部门生产的知识是具有外部性的，其社会收益和其给研发部门带来的私人收益并不一致。在罗默看来，为了鼓励研发的进行，就需要尽可能消除这种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之间的差值，因此引入专利、版权等一些激励手段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他的第二内生增长模型，即四要素三部门模型。该模型有三个基本前提或假定：第一，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核心；第二，大部分的技术进步源于市场激励而致的有意识的投资行为，即技术是内生的。第三，创新能使知识成为商品。
研发部门、中间品生产部门和最终品生产部门，研发部门把知识产品卖给中间品部门用于生产机械等，中间品部门将产品卖给最终品部门，研发部门因知识的部分排他性（有期限的知识产权保护期）获得利润。有四种投入要素：有形资本、非熟练劳动力、人力资本和技术水平。人力资本指熟练劳动力，用受教育的时间来表示，人力资本水平在所有经济中短期是固定的，技术水平隐含在先前的创新产品之中。知识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人力资本，它具有竞争性；二是技术水平，它是非竞争性的，可实现无限的增长。模型假定人口是固定的，人力资本用于最终品生产和新知识的生产。在《国富论》的开篇，斯密就曾用制针厂的例子来说明分工和专业化的重要性。但在很长时期内，这一重要思想却并没有引起经济学家的足够重视。在这篇短文中，罗默在一个垄断竞争的框架下对这个重要的思想进行了重要的表述。利用数学模型，他向人展示，如果生产的专业化（表现为经济中中间产品的增多）会导致规模经济的出现，进而让持续增长变为可能。既然专业化可以导致规模报酬，从而造成持续增长，那么国与国之间通过专业化，然后进行贸易，就有可能造成各国之间的共同繁荣，这一观点为从国际贸易理论去思考增长问题奠定了基础。
举个例子来说就是，我是一名法学专业的学生，安琪是我们经济专业的学生……我们继续来看罗默的思想衍生部分
（1）增长率随着研究的人力资本的增加而增加，与劳动力规模以及生产中间产品的工艺无关。大力投资于教育和研究开发有利于经济增长，而直接支持中间品的投资政策无效；（2）人力资本的规模是至关重要的，居民的文化程度对产出的收益递增必不可少。一个国家必须尽力扩大人力资本存量才能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经济落后国家人力资本低，研究投入的人力资本少，增长缓慢，经济将长期处于“低收入的陷阱”。（3）由于知识的溢出效应和专利的垄断性，政府的干预是必要的。政府可通过向研究者、中间产品的购买者、最终产品的生产者提供补贴的政策，实施有期限的知识产权保护，以提高经济增长率和社会福利水平。（4）开放有利于增加知识和技术的生产与积累。
尽管在今天看来，罗默的这一观点是十分显然的，但在当时，它却是具有革命性的。对于习惯了传统经济学中“规模收益递减”的人们而言，罗默的这几篇论文无疑是对增长现象的“疯狂解释”（Crazy Explanation）。不过，也有一些人很快认识到了罗默这些工作的价值，并加入到他的阵营当中来。其中的代表人物包括罗默的博士导师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从国际贸易角度研究增长的格罗斯曼（Gene Grossman）和赫尔普曼（Elhanan Helpman）、以及继承了熊彼特创新思想的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霍伊特（Peter Howitt）。和罗默一样，这些人都试图从各个角度去对增长的动力给出“内生化”的解释。尽管这些人的工作各有侧重，但由于其“内生化”增长动力的共同特点，人们通常把他们的理论统称为内生增长理论。
罗默模型很好地解释了中国过去几十年经济起飞的原因，尤其是特别有利的人口因素。改革开放之前，中国虽然人口多，但是缺乏企业家的创新激励，人口反而成了负担，但是一旦罗默模型中的市场经济的条件形成后，中国经济的人口规模优势就爆发出来了。
甚至罗默认为，中国城市化的建设还可以让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持续二十年，持续更长的时间，他也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如果设置好制度设计，政府持续改善竞争环境，那么城市化建设就是中国最重要的增长动力，也是内生经济增长在中国的一个非常成功的典型的案例。
总之，此次这两位学者获奖，关键就是让我们看到，在当下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之际，诺奖评委会的价值取向是非常积极的和正能量的，就是我们要关注长期的问题，而不是短期的问题。另外，这个长期的问题，也对中国未来经济改革把准方向提供了非常好的支持，这对我国经济改革也具有非常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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