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静
编者按
今年是鲁迅先生(1881.9.25-1936.10.19)诞辰135周年暨逝世80周年。为纪念这位中国现代文学之父，“立人”精神的伟大源头，热风版——这个借用了先生杂文集名的版——今日和10月13日将刊出专版，通过采访几位卓有成就的鲁迅研究者，来正视数十年来对先生的若干误读与误解，还原他的几许真相与真意。人们需要看到鲁迅先生的真实肖像。但愿本版的努力，能将公众对“鲁迅真相”的认知，推进一毫米。
受访者
张梦阳，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著有“鲁迅大传·苦魂三部曲”、《鲁迅研究学术史概述》等；
赵京华，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著有《周氏兄弟与日本》、《寻找精神家园》等，译著有《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近代的超克》等；
止庵，学者，作家，编有《鲁迅著译编年全集》(与王世家合编)，著有《周作人传》等；
黄乔生，北京鲁迅博物馆常务副馆长，著有《八道湾十一号》、《鲁迅：战士与文人》、《鲁迅像传》等，编有《回望鲁迅》、《回望周作人》等丛书；
高远东，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现代如何“拿来”》等。
误读1 鲁迅是打人的“棍子”
李静：我们经常会说：“鲁迅是被误解最深的文学家。” 对他的误解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其中最深的误解，就是把他当作一条打人的棍子。原因是什么？
黄乔生：一个人是难免被误解的，伟大人物更引人瞩目，更被人详细考察，也就更容易被误解。所谓的误解(误读)，应该分为有意和无意。如果是无意的，那或者因为我们与历史人物所处时代和社会有隔膜，因而理解不了他的意图和心情，这是可以弥补的；如果是有意的，那就是“曲解”，应该纠正。
后人对鲁迅的误解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评价过高，或者过低，可能因为怀着什么目的，可能因为同情理解不够；二是对一些事实没有弄清楚，对鲁迅所处的时代不熟悉，因为材料的限制，不明白真相。
我认为，研究鲁迅，首先应该弄清楚基本事实，并对这个历史人物有同情的了解。不能一味崇拜，把他的一字一句都当真理。世界上根本没有这样“神”的人。鲁迅是文学家，他的文字是不是完全可信？要不要做些考证，这其实都是不言而喻的，但我们过去常有偏颇，或者思考不周的地方。
利用鲁迅来打压政治对手，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很普遍的，鲁迅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这就是利用，是有意的曲解。我曾把20世纪70年代批林批孔运动中出版的鲁迅言论集做了梳理，写成《20世纪70年代鲁迅批孔反儒形象的塑造——以批林批孔运动中鲁迅言论集为中心》一文。我发现，将鲁迅文本中的一些精彩的或有用的段落摘出来，编辑成《鲁迅语录》、《鲁迅箴言》之类，颇有风险，会造成对鲁迅思想文章的有意无意的曲解和误读。
有的误解是因为读者不了解鲁迅当时的处境，对鲁迅生平和时代背景知识有所欠缺，看到表面现象就下论断。例如，人们很容易就能看出来，鲁迅在已经有一位妻子的情况下，与一位青年女子同居，法律意义上就是重婚。但如果认真地看一些资料，理解鲁迅的真实处境，对那个时代社会生活有一些了解，就不一定明确宣布这是道德败坏和违法乱纪了。
鲁迅自己也误解过别人。一个患有精神病的学生到他家骚扰一回，他就怀疑这是有人指使，因此还写了一篇文章《记杨树达君的袭来》，后来知道了真相，赶紧声明道歉。性格多疑，是很容易误解别人的，鲁迅在这方面很警惕，后人应该引以为鉴。作为研究者，作为后代人，对于前辈，务必要实事求是，平心而论，不能存利用之心，不能有偏颇之意，更不能恶意地迁怒。
误读2
鲁迅在“幻灯片事件”上有意说谎
李静：在鲁迅的自述中，他弃医从文的理由是著名的“幻灯片事件”。后来有日本学者考证说，并不存在那样一张幻灯片，这个场景是虚构的。就像他后来在《野草》的《风筝》里，也虚构了一个粗暴地毁坏弟弟风筝的“我”，后被周作人和周建人证明没有这回事。您怎么认为？他虚构的动机是什么？
止庵：鲁迅在其通常被视为“记实”或“回忆”的文字中，虚构的内容并不止你所列举的这两例。我觉得这可能是因为我们对他有所误读——关于鲁迅，其实有个“读法”的问题，但是好像一直没有人对此认真考虑过，包括那些毕生从事鲁迅研究的学者。从本质上说，鲁迅最接近于一位诗人，他之所以这么写，是因为他需要这样的事实，或者说他盼望事实如此，这有点类似于写《反回忆录》的马尔罗。
赵京华：鲁迅提到留学仙台时于课间看到过日俄战争时期日军处死给俄国人当侦探的中国人幻灯片，主要是在追述早年生活的《〈呐喊〉自序》和《藤野先生》两文中。的确，在如今的日本东北大学(前身为仙台医学专门学校)还保存有15张日俄战争的幻灯原版片，但其中并没有处死中国人“俄探”的内容。对此，日本学者渡边襄先生曾做过详细的调查和整理。不过渡边襄同时指出，在当时的报刊和杂志上曾有关于处死中国人“俄探”的新闻报道和插图、剧照等，鲁迅对这些应该是有所见闻的。就是说，鲁迅的记忆可能有虚构的成分，但并非一无所本。他“虚构”幻灯片事件，无疑是为了更好地托出自己早年弃医从文的人生选择，赋予其后来所从事文学事业一个生动有力的“理由”。我们从鲁迅的追叙中，可以形象地了解到其文学的起源，包括以启蒙的文学来“立人”和“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形成过程。
高远东：“幻灯片事件”因为直接导致鲁迅“弃医从文”行为的发生，被视为是鲁迅文学发生的原点之一，鲁迅在《呐喊·自序》也是这样解释的。一些人因为否认启蒙是鲁迅文学的出发点，进而质疑“幻灯片事件”的真实性，如竹内好《鲁迅》的观点，非得把鲁迅文学的发生假定在鲁迅在绍兴县馆抄古碑的幽暗时间，但这是玄学而非事实。一些人从实证的角度怀疑鲁迅讲述的真实性，因为至今没发现情节和构图完全符合鲁迅描述的幻灯片，如李欧梵和王德威。据日本东北大学的学者研究，部分符合的有(如日军枪杀或刀砍俄军的中国人间谍并有中国人围观)，基本符合的新闻图片(不是幻灯片)也有。因此一般认为“幻灯片事件”可能是鲁迅有关经验的诗性概述，并非传记性事实。就现有事实而言，这样解释有其合理性。不过实证结论必须穷尽一切事实证据才行，才是真实可信的。由于条件所限，这在今天已不可能做到了。因此仅凭极其有限的实物，就得出鲁迅“幻灯片事件”是虚构同样是不足采信的。我相信“幻灯片事件”中的屈辱感是真实发生在鲁迅内心的，也相信“弃医从文”这一铁定事实，也愿意相信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所以就我个人而言，在没有确凿的铁证否定鲁迅回忆的情况下，仅凭推论和不完全证据，是不能让我采信质疑者的说法的。在两者之间我是宁信鲁迅而不信质疑者，因为就“弃医从文”这一行为而言，鲁迅的内在动机及与其环境的互动，是极其微妙和主观的，几十年后研究者的理解和推测，已属隔之又隔了吧。另外，主要是鲁迅没有作伪的理由。
至于《野草·风筝》中的叙述，情况和《呐喊·自序》不一样。《野草》属创作，不是写事实。周作人周建人从事实角度看那篇作品，本身就比较奇怪。可能和作品写了回忆有关吧，不过《野草》中的回忆和《呐喊·自序》的回忆属性不同，一为作品一为创作谈，不能一视同仁。
误读3 兄弟失和，势不两立
李静：关于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失和这段公案，假如排除今天已无法证实的私人原因，您觉得兄弟二人在精神上会有“分手”的一日吗？他们二人精神层面最根本的不同在哪？
止庵：在我看来，周氏兄弟不是因为在精神方面的不同而导致失和，而是失和造成他们在精神方面的不同，虽然不是立即造成了这种不同。在二人失和几年之后，准确地说是在与创造社、太阳社之间发生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之后，他们分别向着不同方向发展了自己的思想和立场，这才显示出彼此精神方面的不同。我想这也许是因为失和使两人的交流出现障碍，抑或有意要与对方区别甚至对立。此后鲁迅是左翼文学运动的领袖，而周作人比以往更明显地成为一个个人主人者，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人道主义者和一个文化批判者。尽管如此，两人也并不是全无一致之处。
高远东：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失和事，对二人情感虽都属精神创伤，但客观而言，对二人的精神发展都是有益的。二人都是五四新文化的巨子，从相近相连的两棵大树分别长成了两片独立的树林，各有花木，各有种属。互相映衬，多好！至于二人的不同，在思想上他们应该是同大于不同吧：鲁迅是新文化之阳，周作人是新文化之阴。
误读4 鲁迅是“汉奸”
李静：近年不少文章“指控”鲁迅有“汉奸”的嫌疑——比如“一二八”抗战时他对日本的态度暧昧啦，书店老板内山完造是日本特务，而鲁迅与他关系特别好，还到他家里避难啦，等等，您怎么回应？
赵京华：对于这些几乎是无稽之谈而有意歪曲的言说，鲁迅研究专家王锡荣曾作《鲁迅与中日关系》等文予以有力回应。我也于《在东亚历史巨变中重估鲁迅传统》一文中谈过。的确，九一八事变以后，鲁迅没有像一般中国知识分子那样激烈地抨击日本。他一生的工作重心在于本民族传统的自我反省和批判方面，甚至形成一种思维定式，即在以与日本相关的事件为议题的文章中，最后其笔锋往往会转向对中国问题的批评，这是一种坚韧的民族自我批判精神。例如，写于九一八事变后的《“日本研究”之外》等。然而，我们不能因此就认定他缺乏“抗日”精神。
实际上鲁迅在不同场合，面对不同对象而著文讲话是各有侧重的。一个重要的例证，就是他晚年面向日本人用日语表述对“日中亲善”的态度时，曾写下如此直言不讳的文字：写着这样的文章，也不是怎么舒服的心地。要说的话多得很，但得等到“中日亲善”更加增进的时光。不久之后，恐怕那“亲善”的程度，竟会到在我们中国，认为排日即国贼——因为说是共产党利用了排日的口号，使中国灭亡的缘故——而到处的断头台上，都闪烁着太阳的圆圈的罢，但即使到了这样子，也还不是披沥真实的心的时光。这是应日本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之邀而为《改造》杂志所作《我要骗人》一文的结尾，虽然语气上还维持着礼节客气，但不相信侵略战争一触即发下日本所叫嚣的“中日亲善”，更预示未来帝国主义殖民征服之下不可能有相互披沥真心的时候，则直言不讳地表明了鲁迅对当时日本国家的严正态度。据悉，日文版发表之际，文中暗示日本国旗的“太阳的圆圈”等被删除了，而鲁迅自己将其译成中文在国内发表时则恢复了这些文字。这是一种态度和立场的郑重表示。这篇文章收在《鲁迅全集》中，但因为是从日文转译成中文，字句拗口，中国读者很少注意到其深意。而日本人却十分在意鲁迅这段话，作家中野重治就认为，这对于战后有可能成为美国殖民地的日本人来说，“完全是教训式的”。总之，鲁迅一生致力于本民族文化的自我反省和批判，对日本帝国主义批判不多，但并非没有他自己的立场态度。此外，他一生确实有众多的日本朋友，但与日本各界人士的私人交往是一回事，对帝国主义日本的批判又是一回事。我们需要全面准确地理解那个复杂的时代之复杂的鲁迅。
误读5. 性格好斗，偏激多疑
李静：您经常说到鲁迅的“恶意”，它究竟指的是什么？源于什么？
止庵：我所说的“恶意”，其实是一种智慧意义上的快感，形容起来就是“操刀必割”、“寸铁杀人”。举两个例子：一，叶灵凤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现代小说》第三卷第二期发表小说《穷愁的自传》，其中人物魏日青说：“照着老例，起身后我便将十二枚铜元从旧货摊上买来的一册《呐喊》撕下三页到露台上去大便。”五年后，《呐喊》中的《阿Q正传》被人改编为剧本，连载于《中华日报》副刊《戏》，叶灵凤著文评论并画了阿Q像。鲁迅这才在《答〈戏〉周刊编者信》中说：“好像我那一本《呐喊》还没有在上茅厕时候用尽，倘不是多年便秘，那一定是又买了一本新的了。”二，鲁迅的《不周山》本是《呐喊》中的一篇，这小说集出版后，成仿吾在一九二四年三月《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二期发表《〈呐喊〉的评论》，“他以‘庸俗’的罪名，几斧砍杀了《呐喊》，只推《不周山》为佳作，——自然也仍有不好的地方。”待到一九三年一月 《呐喊》第十三次印刷时，鲁迅“即将这一篇删除；向这位‘魂灵’回敬了当头一棒——我的集子里，只剩着‘庸俗’在跋扈了”(《〈故事新编〉序言》)。这都是报复，但却是非常高明又非常刻毒的报复。
李静：那么就说到他的性格。他到底是个怎样的性格？萧红说他爱笑，曙天女士说他爱开玩笑，周作人、曹聚仁也都说他是爱笑的，同时也指出他“世故”的一面。冯雪峰则说：“鲁迅，确实非常热情，然而又确实有些冷得可怕的。”林语堂说他好斗。至于他的论敌，则说他是个尖刻的刀笔吏，多疑偏激……请您描述一下他的个性？以及他的个性对他写作的影响？
止庵：这个问题是一本书的内容，这里只能“以管窥豹”。且引用两位相当了解鲁迅的人的回忆，一是最后给鲁迅看病的医生须藤五百三所记录的：“他常说道：‘顶讨厌的是说谎的人和煤烟，顶喜欢的是正直的人和月夜。’”(《医学者所见的鲁迅先生》)一是周作人所转述的鲁迅的话：“人有怒目而视者，报之以骂，骂者报之以打，打者报之以杀。”(《知堂回想录》)由前者大略可知鲁迅的心思，且可见他的性格中诗人的一面；从后者则大略可知他的做法——虽然只是写文章而已，又可看出他的性格中绍兴人的一面。附带说一句，周作人的性格也有这后一面，只不过不那么轻易、经常地表现出来就是了。说来谁也不是好好先生。
黄乔生：拿我对鲁迅照片的研究为例。鲁迅的照片大约留下来100多幅，有单身照也有合影。从照片上看，鲁迅一般来说比较严肃。造成这种印象，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个人的观感不同是一方面，照相是否反映真实也是一方面；后者还要分成照相机本身的质量和照相师的技术。鲁迅本人生前就遇到这样的情况：日本报纸登出他的照片后，见者来信关切地问他的身体状况，因为照片上他显得很瘦。他就写信去质疑说，这照片把自己照得很枯槁，自己本来没有那么瘦的，可能是照相机枯槁了吧。他有一篇名文，值得一读，篇名《从孩子的照相说起》，大意说，外国照相馆给孩子照相，善于捕捉到孩子活泼的瞬间，而中国照相馆就拍得拘谨。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鲁迅。鲁迅在照相馆里照相，因为是成人，已经有些拘谨了，假如照相师不善于抓拍，结果当然是一副严肃的面貌。所以鲁迅的照相留下来的严肃为多。后来有的画师就用这些照片作为底本，刻画鲁迅肖像，再加上斗争年代的政治要求，就多“横眉冷对”的姿态了。周作人五十年代批评中国画家笔下的鲁迅太多金刚怒目，就与这风气有关，当然也与流传很广的一些鲁迅文字风格有关。这方面，跟鲁迅亲近的人，当然最有发言权，例如萧红、曙天女士说他爱开玩笑，周作人也说鲁迅平时是温和的，有说有笑的。我们现在常说要恢复历史原貌，寻找真实的鲁迅，我觉得关键是顾及全面。我做了一个工作，就是把鲁迅的全部照片收集起来，编辑成《鲁迅像传》(贵州人民出版社2014年)一书，对这些幅照片进行解说。其实，有些问题，不用解说，只把照片放在一起，读者就明白了：鲁迅是各种姿态各种表情都有的，他有好多张表情温和乃至微笑的照片。我写那本书期间，正逢一个联欢会征稿，就拼凑了一首短诗，在会上朗诵了，题目就叫《鲁迅的笑》，而屏幕上播放着鲁迅这些照片。
张梦阳：鲁迅其实具有诗人的性格。这是李长之在《鲁迅批判》中提出来的。胡风说：“这可让他抢先说出来了。……”似乎有些嫉妒。
鲁迅很平静地说：“倒还没有人称我为诗人……”
什么是诗人？就是由衷地抒写出他的喜怒爱憎，不失其赤子之心的喜怒爱憎。鲁迅呢？他被正人君子和新式才子称为“绍兴师爷”，即善于构人罪状的刀笔吏，最轻的也要称他为“世故老人”，即遇事都以个人的利害出发，决不体惜别人的老奸巨猾，最好的也称他“冷静，冷静，第三个还是冷静”，更不用说像杜荃那样称他是主张屠杀青年的棒喝团了。这几种人和诗人，是完全相反的。诗人，须不失其赤子之心、不计世故地以诗的笔触抒写自己发自内心的喜怒爱憎。鲁迅就是这样的人。
的确，鲁迅的遗传基因中有诗的因子。他的祖父周福清，是前清翰林，文学素养很高，对自己孙子辈的学习非常关心。因科场案被判“斩监候”，身陷囹圄，在监狱里，仍然关心着孙子的诗歌学习，让仆人阮标把精印的《唐宋诗醇》送给当时正在绍兴家中的鲁迅，认为“这是学诗的必读书。”还在书中夹的便笺上予以指导。
鲁迅不仅继承了祖传的诗的因子，性格也像祖父。周福清在杭州狱府牢房里，经常不住把自己右手大拇指的长指甲放在嘴里，咬得嘎嘎作响，嘴里喃喃地骂道：“昏太后”、“呆皇帝”、“速死豸”、“王八蛋”……过堂时，两旁衙役持杖往地上一戳，齐声高呼：“威-武-”。知府扫了周福清一眼，便高举惊堂木猛地往下一砸，啪的一声格外清亮，震得大堂几乎哧哧地响，大声说道：“带人犯！”如果胆小，只这阵势，就会当场吓瘫。周福清却毫无惧色，不用人推，自己大踏步往前一迈，直挺挺昂首站立于堂前。口里似乎还喃喃骂道：“王八蛋”。这下子，知府倒软下来了，命左右：“看座。”差役搬过一把高座木椅放在周福清身后，周福清毫不客气地坐下了。腰板挺直，两手扶着两膝，朝堂上怒目而视，仿佛他是主审，知府和臬司、藩司倒成了被审。开审时，周福清一人承担事情的全部责任，并侃侃而谈，说近年浙闱如某科某人，都是以贿赂主考得以中试，这种事情历历可数。知府耽心他数落的人太多，得罪一大片，后果难收。连忙伸出右手食指，责怪道：“偌这个人莫不是有神经病？如此胡言！”周福清更犟了，脖子一梗道：“我哪里有什么神经病！不过是效法此辈做法罢了，非独异也。”又历数近年浙闱如某科某人，都是以贿赂主考得以中试，等等。一时间，闹得知府顿然目瞪口呆，生怕他数落的人太多，只得退堂了事。第二年“秋决”时，禁卒邹玉把另一个同音不同字的武职官错当成周福清，告知他。周福清听了，形色自若地换上公服，靴帽袍套照旧，只帽上无顶饰，改天青褂为元色褂不缀补服，静坐待提。待禁卒又跑进来告诉他错了时，又从容镇定地脱去了公服，换上便装，坐下来，依旧看他的书——读过不知多少遍的《唐宋诗醇》……
这是何等镇定自若、嬉笑怒骂的硬骨头性格，鲁迅的硬骨头精神多么像他的祖父！是浙东人特有的“颇有点迂”的“硬气”。
人们其实都是从自己的视角看到鲁迅的一面，并不全面。我写《鲁迅全传·苦魂三部曲》，采取的是：以鲁迅周围的人物——瞿秋白、冯雪峰、胡风、周扬、徐懋庸、夏衍和许广平、内山完造、周作人、周建人、母亲、朱安等多个人物为群柱，从上下左右、四面八方投影聚焦处于核心位置的鲁迅的各个方面，从而塑造出一个多侧面、多棱角的悖论性人格的鲁迅形象。互相呼应、衬托，形成球型的烘云托月式立体结构。从而对鲁迅的性格有一定的立体的把握，初步描述出了鲁迅的个性。
误读6 待人刻薄，讨厌“绅士”
李静：人们在文章里常看到他爱与人争、眼里不揉沙子的一面，生活中他如何对待自己的爱人、母亲、兄弟、朋友、学生，乃至普通人？他一生的挚友是什么样的人？
张梦阳：由于鲁迅的诗人的性格，所以使他在生活中表现出一种真性情：人们在文章里常看到他与人争、眼里不揉沙子的一面，其实鲁迅在生活中对待自己的爱人、母亲、兄弟、朋友、学生，乃至普通人都是火一般赤诚、热情的。例如他对瞿秋白，秋白生前多次到他家避难，受到他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牺牲后，鲁迅亲自筹资为秋白编印《海上述林》。上海酷热的天气里，鲁迅在逝世前不久的重病中，生了半身痱子，还躺在床上看《海上述林》校样。校读完毕后，为了印制得高档精美，自己出巨资到日本去印装。拿到装帧高精的上卷后，喜不胜收，在病床上说：“人给杀掉了，作品是不能给杀掉的……”最后请黄源在《译文》刊登《海上述林》上卷出版的广告。1936年10月18日，鲁迅逝世前一天，报上登出了广告，他一定要亲眼看看《海上述林》的介绍有没有登出。这是鲁迅最后一次和文字接触。鲁迅对秋白的这般深情，恐怕是自有人类以来，极少见的！仅从这一点就充分看出鲁迅待人的诚挚。
因而，他的学生和爱人许广平敬佩他，最反对“世故老人”的说法，举他对待所谓“义子”的行迹为例说明他的“愚不可及”：这位对外自称“鲁迅义子”的青年，鲁迅在上海给他吃喝住全包，还代找工作，代发工资，反不领情，当鲁迅遭创造社、太阳社“围剿”时翻脸不认人，说出令鲁迅最心寒的话：“他们因为我住在你这里，就把我都看不起了。”
是的。在有些真正世故之人看来，鲁迅的确“愚不可及”。明明凭自己的才能完全可以过上富裕、舒适的生活，偏要把余钱全用于印书、印画，帮助困苦的文学青年；在反遭某些受恩于他的青年恶报后，他仍然认为青年不都是这样的，照样报青年以赤子之心；面对统治者的枪口，他毅然冷对，不带钥匙出门参加杨杏佛的葬礼，以示视死如归的凛然。
黄乔生：鲁迅经常跟人论战，争斗，似乎是刀笔吏，是好斗分子，是“文革做派”——也确实有人说鲁迅是“文革”的先驱。但鲁迅很有温情的一面。鲁迅去世后，很多人写纪念文章描述他们眼中的鲁迅。他对待孩子有些“溺爱”，别人讽刺他，他写了一首诗《答客诮》：“知否兴风狂啸者，回首时看小於菟。”当然，读者最耳熟能详的鲁迅诗句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他对待母亲是孝顺的，不因为深受包办婚姻之苦而迁怒于母亲，对自己的兄弟是关心爱护的，不因为弟弟与自己决裂而暴怒。对于学生，既严格又宽厚，因此他身边有很多追随者。这些就是他的生活的全貌，不能只强调一面。
李静：他和许多公认的谦谦君子合不来，有些曾是朋友后来分道扬镳——像胡适、钱玄同，有的打过激烈的笔仗——比如陈西滢、梁实秋，以至于我们小时候都以为这是些恶人呢。他为什么会与这些“绅士”合不来？怎么评价这段公案？
止庵：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从前我谈到竹林七贤，说他们放浪形骸，傲视天下，大都是针对官僚和趋炎附势的文人的，并非在普通人面前自视高人一等。鲁迅也有这种‘魏晋风度’。鲁迅的确是一个充满恨，而且从不掩饰自己的恨的人，但他只恨两类人，一是庸众，一是伪先知，前者浑浑噩噩，后者装神弄鬼；除此之外，他待人很好，热情，诚恳，认真，周到。”你提到的那些他合不来、分道扬镳和打过笔仗的人，在鲁迅的眼里大约都近乎“伪先知”，虽然事实上未必真的如此。鲁迅的朋友很不少，老朋友也并不都分道扬镳，譬如他与许寿裳的友谊就保持终生；晚半辈到一辈的瞿秋白、冯雪峰，甚至给他很大影响。
高远东：鲁迅也和很多谦谦君子很合得来的。作为社会类型，鲁迅对“正人君子”表达过憎恶，特别是和陈源等“现代评论派”论争时。但那是两个文人阵营之间的论争，而且鲁迅这边，也有很多谦谦君子加入的，如周作人、许寿裳、林语堂等。我觉得这个问题属于刻板印象了。鲁迅与留学英美的自由派尤其是胡适等渐去渐远，主要是基于思想和政治立场的不同吧，和个人气质风度关系不大。虽然感觉鲁迅作风比较率真，“绅士”们比较能装。不过，他们相去渐远是相互的，胡适那些“绅士”们同样也疏远了鲁迅。而他们当年基于思想分歧的论争，今天我们当然应该超脱一点看较好，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就行。
黄乔生：他有没有记仇的时候呢？有没有迁怒呢？当然是有的，这就是鲁迅的另一面，也不容讳言。对胡适、钱玄同，并非像有人说的，从原来很亲密变得势不两立，还不到势不两立的地步。陈西滢、梁实秋对他的批评，为什么他不能接受，耿耿于怀，乃至不依不饶呢？一个说他的学术著作剽窃了日本学者的论著，一个否定了他的翻译(和思想的转变)，都不是小事，所以他很在意。在钱玄同等老朋友的关系上，他有记仇和迁怒的成分。鲁迅不是圣人，便是圣人，也有失误的时候，孔夫子不是也曾以貌取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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