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正在成为研究鲁迅最多的国度 他们为何如此热情高涨？

　　鲁迅的引起他们的注意，主要是基于两国相近的社会状况，或者说是同样的主题发生在我们两国间。李泳禧先生多次强调，鲁迅当年描述过的社会黑暗，和过去的韩国没有什么区别，一些文字仿佛也是对韩国人说的。军人的专制，文化的奴役，非人的生活，必然导致民众的反抗，而那反抗中所遇到的问题，鲁迅的提示是燃烧的火炬，照亮了困苦中的人们，那些思想同样也适用于自己这类的思考者。评论家、社会运动家任轩永在《我与鲁迅文学革命和人类的命运》一文里谈到了鲁迅在他生命里的意义。在中学时代第一次读到鲁迅后，他觉得自己的背井离乡的心绪里就有鲁迅式的感触。两个人的故乡遇到了相同的命运，人也如此。后来他走向了反专制的运动，内心一直依傍着鲁迅。1974年入狱的时候，他想到：“唉，既然坐牢，也在狱里读读鲁迅吧。”后来，他第二次入狱后，内心里依然装着鲁迅。他写道： 我的第二次入狱原因也和鲁迅差不多，我加入世称“难民战”是在紧急措施统治下的民族主义运动进一步恶化的1976年。在那时，我的行动指针依然是鲁迅。因为很多革命文学者或变节或以不幸的结局而结束的。但是鲁迅几乎是完美地将自己作为革命的火花燃烧到最后，因此我很羡慕他的这种智慧。

　　我没有想到邻国知识界对我国现代文化具有如此大的热情。他们在20世纪70、80年代所表现的内在意识，与我国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青年是如此接近。东亚人在近百年的选择里，遇到了相同的难题，专制主义和传统意识使人们久困在奴隶的境地，个性被阉割了。而这正是鲁迅当年一直所思考的，要突破的文化羁绊。韩国友人在自己的寻找里，感到了鲁迅与自己的接近，也如同当年中国知识界苦苦介绍俄国文学一样，鲁迅在邻国也成了精神的滋养。阅读这些异邦知识分子的文字一直让我感到激动。我觉得他们读解鲁迅时并不比我们差。除了论著外，我所感动的还有他们的小品文，这些溅血的文字流动着高远的情思。人们接近鲁迅丝毫没有唯理论的陈腐气，那是心的撞击，其间不乏灵魂的悸动。东西大学金彦河通过《狂人日记》暗暗感到自己也是一个吃人的人，摆在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一条是“这样的战士”走的人的路，一条是阿Q走的鬼的路。金彦河说自己至今仍在人与鬼之间的挣扎。也由于此，鲁迅对他具有了一种恒定的价值。我在这些文字里发现了作者心绪的精细和认知的深切，带着一种自我的经验，发觉鲁迅世界闪光之点，学理的情思和生命的内觉就这样合为一体。 李泳禧可能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鲁迅的知音。他在近三十年文坛上有着不小的影响力。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他因涉足政治而遭到逮捕凡九次。那时他认为自己的国家出了问题，朴正熙、全斗焕、卢泰愚政权是不给民众自由的。李泳禧在苦闷和反抗里找到了鲁迅，他似乎觉得，自己要表达的许多意念，鲁迅似乎都阐述过了。《呐喊》里的文字，既写着中国人的苦难，也有自己同胞的影子，我们两国在精神深处是如此地接近。鲁迅的直面苦难又不安于苦难、不断与苦难挑战的大气概，不仅中国少有，在那时的韩国作家里也是没有出现的。所以，他借助字典，翻译和介绍了大量的鲁迅的文字，写下了许多与鲁迅相关的著作。据朴宰雨介绍，李泳禧的书曾风靡知识界，被成千上万的人阅读着。李泳禧认为，鲁迅的伟大不仅在思想的层面上，也在社会革命的行动上。李氏就是在思想和行动上跟踪着鲁迅，对民族的解放做了巨大的贡献。他在《我的老师鲁迅》中写道：

　　我从鲁迅对民众的关爱中学到了很多，受到很多影响。这绝不亚于从文章中学到的、受到的影响的。尤其在他的评论文章中，收益匪浅。过去的近四十年岁月，我曾以和韩国社会现实相较量的姿态，在社会上发表了不少的文章。那些文章，是在思想层面既像鲁迅的，又在文学层面像鲁迅的。因此，如果我在过去的一个时代，我给这个社会、知识分子和学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的话，那不过是间接地转达鲁迅的精神和文章罢了。我心甘情愿地担当了那份脚色，并为之满足。

　　我在沈阳和首尔两次见到李泳禧先生，给我留下不灭的印象。他刚烈的性格和大爱的情怀，像一首壮丽的诗。和他对视的那一刻，好像走进了韩国的现代史。这是一个丰富的老人，他自身的故事缠绕着一个民族的苦难史，以及在那苦难中生发出的最为明亮的东西。他绝不自恋，常常有自省的精神。他在鲁迅遗产面前表现出的谦恭和豪气，我在近年中国的读书人那里已很少见到了。人们只有在危难的时期才易和鲁迅的精神发生共鸣。在今天这个消费的时代，鲁迅已被许多中国人忘记了。当与李泳禧这样的前辈交流的时候，我产生过一种惭愧感。比如我自己是在吃着鲁迅饭，做专业的普及鲁迅的工作，却缺乏李泳禧那样的激情，思想的体积渐渐生锈了。在鲁迅遗产面前，没有国界的区别，而一个异邦人的思考，反而会激活我们几近冷却的意识。韩国知识界散发出的信息，不只是学术层面的东西，在更深的领域，我们与人类的一种境遇相逢了。

　　自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韩国不断有介绍和研究鲁迅的文章问世。按朴宰雨先生统计，经历了黎明期（1920—1937）、黑暗期（1939—1945）、一时露面期（1945—1950）、潜迹期（1950—1954）、新的开拓期（1955—1979）、急速成长期（1980—1989）、成熟发展期（1990—今），每个时期人们关注的重点略有不同，对当时社会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20世纪80年代后，鲁迅作品的翻译与研究著作在该国不断涌现，现在每年关于鲁迅的文章时常出现在学术杂志上，一些报刊介绍鲁迅的文字亦常常可看到。近年间的学术论文达两百篇左右，专著也一个个出现。直到现在，鲁迅在韩国现代文学研究里占着很大的比重。一些研究古典文学的人也加入了这个行列里。刘世钟教授曾沉浸在唐代诗歌的世界里。但基于社会的现实与心理的感受，她把研究对象转向了鲁迅。因为那里有着现代性的问题。所以，在各个大学的研究中，我们看到一个显著的现象，学院派的研究在不断深化着。每年的论文数量很多。柳中夏、李珠鲁、洪昔杓、严英旭、任明信等人都有很有分量的文字问世。其数量远远超过日本。他们的话题也十分有趣，比如金时俊《流亡中国的韩国知识分子和鲁迅》，金良守《殖民地知识分子与鲁迅》，金河林《鲁迅与他的文学在韩国的影响》，申正浩《鲁迅叙事的现代主义性质》，刘世钟《近代精神与反抗的方法：鲁迅、加缪、韩云龙的道路》，柳中夏《金洙与鲁迅：作为方法的东亚细亚》，在视角和方法上都有可取之处，有的地方，思考得很深。20世纪70、80年代的鲁迅热，是一种社会思潮中的狂飚，人们通过鲁迅感应到人的解放的意义。那是心灵间的互动，思想者们在这里找到了变革的动力。20世纪90年代后，学术的分量在渐渐增加，我读一些论著，觉得有一种形而上的意义了。这里呈现出东亚知识分子的一种情怀，这些理性之光，散出迷人的气息。关于现代性，关于反霸权主义，关于主奴意识，关于民族主义等等，有着沉甸甸的分量。他们的特点是，紧紧地纠缠着自己民族的命运，同时亦多普世的东西。在一些想法上钻研得很细，有时时空开阔得很，对中国与西方的历史均有独到的见解。一些学者在这里表现出的智慧和胆量，超出了许多日本当下学者。成为世界各国研究鲁迅数量最多的国度，而且这个趋势还没有减弱的迹象。

　　离开韩国前的那个夜晚，我们在一个酒店聚会。那一天首尔及外地的一些鲁迅爱好者、诗人、教授来了许多。酒过三巡，一个诗人用不太标准的中文喊着“鲁迅！鲁迅！鲁迅！”。于是全场的人同声高喊着，拥抱着，进入了一个狂欢的境地。声音在寒冷的街市里传动着，仿佛掠过一个世纪的哀凉，无数颗心因一个意念而共同跳动着。这是我一生经历的第一次与鲁迅有关的狂欢，国内任何一次鲁迅研讨会，都未能有过这样的激动场景。我的眼角流着泪水，是因为结识新朋友的缘故还是别的什么诱因，一时也说不清楚。那一刻只是感到，鲁迅已成了我们不同国度间的共同的语言。